地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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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刘跃, 卜曲, 彭春香

2016, 35(3):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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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测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运用Moran’s I指数观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结构和特征。区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特征明显。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关系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结构性、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均有积极的作用，区域间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仅对经济增长结构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劳动力数量是一把“双刃剑”，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存；物资资本存量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主要体现出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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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联动关系研究

梁经伟, 文淑惠, 杜洪燕

2016, 35(3): 5-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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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动关系，运用Multilevel P2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从组织结构层次和个体层次探讨国家间经济联系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促进经济联动的基础，区域内部的贸易与投资等能够加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资本存量、产业结构等因素具有提供者效应，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因素具有接受者效应，都能够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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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基于状态-动力分析框架的河南省健康城镇化时空格局

刘静玉, 宋琼, 谢志祥, 丁芳芳, 丁志伟

2016, 35(3):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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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健康城镇化的理解，构建包括状态层面和动力层面的健康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泰尔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河南省健康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其时间演变特征为：状态层面上，2002—2014年河南省健康城镇化水平呈现波动、快速增长的特征；社会健康城镇化、经济健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健康对状态层面影响较大，其他方面的影响亦增大。动力层面上，推力和拉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持续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推力支持系统从2011年开始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拉力支持系统则在2011年稳定进入勉强协调阶段，拉力和推力支持系统均于2014年开始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其空间演变特征为：状态层面上，2002—2014年健康城镇化水平不断增长，区域差异缩小；动力层面上，拉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在增加的同时区域差异缩小，耦合协调度的2个解释性指标中，综合协调指数的区域差异缩小，而耦合度的区域差异增大；推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在增强的同时区域差异缩小，综合协调指数和耦合度区域差异性趋小。在2个时间节点上，影响健康城镇化动力层面的深层次原因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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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穆哈拜提·帕热提, 左停, 周宁

2016, 35(3):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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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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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2005—2014年安徽省区域经济时空差异特征分析

郏建, 倪建华, 杨再贵, 王金茵, 王结臣

2016, 35(3): 2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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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指标对安徽省2005—2014年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评价，并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分析10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将位序-规模法则应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并从政策导向、地理区位等方面分析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0年来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略有起伏，但总体相对稳定，近年来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区域之间有明显的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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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时空格局研究

刘春涛, 韩增林, 彭飞, 刘馨阳

2016, 35(3): 28-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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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03—2013年辽宁省14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总体上呈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趋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本公共服务的市际间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低水平地区的“赶超效应”明显。空间上呈现出“中部凸起、两翼塌陷”的格局。各类型城市中，中心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资源型城市次之，一般地级市水平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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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高顺成

2016, 35(3):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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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有关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的研究文献在发表年代、成果名称及出处、指标主要构成、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来源等内容的对比分析，梳理出国内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定量和定性2个方面重新构建城镇化健康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及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5个方面共计60个指标；定性指标体系涵盖城乡发展协调程度和城镇居民满意度2个方面共计32个指标。在测评方法上，学者们常用的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分析方法均适用于该指标体系。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实际测评时，要求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同时使用，且测评结果应基本相同。研究成果旨在为科学、全面评价中国城镇化质量提供一套可参考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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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徐志华, 杨强, 申玉铭

2016, 35(3): 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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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服务业发展对于提升城市与区域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运用熵值法、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对2003,2013年35个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可分为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一般水平3种类型。②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沿海、沿江及港口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③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城市规模等级正相关。④ 城市化水平、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影响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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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辽宁城市核心要素集聚与分化的空间差异

姜博, 初楠臣, 王玉迪, 张文琦

2016, 35(3):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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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与分化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过程和核心问题。利用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指数、变异系数对辽宁城市核心要素的集聚与分化进行动态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辽宁城市人口、经济、社会与交通要素呈现出由沈阳经济区向沿海经济带集聚的态势，仅通讯要素呈现出反向发展特征；综合型城市人口、经济、社会要素集聚趋势显著，重工业型城市出现整体分化，轻工业型城市交通、资源型城市通讯要素出现明显集聚；辽宁城市人口、经济、文化层面处于低首位分布状态，沈阳中心性不够明显，但在教育从业、医疗、客货运及邮电等方面垄断能力趋于增强；辽宁省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扩大趋势明显，人口扩大趋势较弱，各城市发展速度差距悬殊，相对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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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西安都市圈居住空间扩展时空分析

杨瑛, 李同昇, 冯小杰

2016, 35(3):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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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分别提取2000,2004,2009，2013年西安都市圈居住空间信息，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3年居住空间扩展幅度明显，经历了快-慢-稍快的扩展模式，增加面积为872.26 km2；（2）未来发展仍以大都市中心集聚模式为主，而县城居住地和地级市居住地将是潜在发展区；（3）人口的发展对居住空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西安市城郊和县城的人口承载能力相对较大，将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流入地，而其他地级市人口出现负增长；（4）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与工业及服务业的承接和演替非常紧密，而农村居住空间的发展同样主要受区域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农业对居住空间演变只起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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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合肥市物流空间区位特征与形成机理

胡燕燕, 曹卫东, 黄琪, 张宇, 刘金郝, 李颖

2016, 35(3):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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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肥市111个专业大市场、852家物流企业、38个物流节点为样本，结合合肥市2014年交通网络、工业园要素地图，采用GIS技术，探讨合肥市物流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陆路交通网络对物流空间区位选择影响显著，而内河港口、机场对其影响不显著；（2）城区物流空间呈单中心等级扩散格局，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为物流企业、专业大市场布局热点，远郊区主要布局规模（大中型）物流节点，且无明显物流节点体系分层现象；（3）物流空间与工业布局不协同，区域差异明显，瑶海区、庐阳区物流空间集聚，而包河区与蜀山区无明显集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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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陈子玉, 赵静, 马国强

2016, 35(3):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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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垃圾分类政策是实现垃圾分类的前提和保证。通过对南京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运用政策执行模糊-冲突模型，对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是高模糊-高冲突的，一种象征性执行政策，是无法真正落实的。通过协议使分类政策转变为低模糊-低冲突，或者通过强制执行使之转变为高冲突-低模糊政策,这些政策在南京市也是行不通的。南京市应调整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自下而上的低冲突-高模糊的政策，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最终形成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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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刘瑞清, 潮洛濛, 樊齐

2016, 35(3): 69-7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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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模型等，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 9.3软件平台综合分析鄂尔多斯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变化，并对未来做出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4年,鄂尔多斯市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提速缓慢，各旗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空间协调度大小有明显变化，协调等级呈现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等协调和良好协调，人口与经济基本保持原有协调关系；预测结果显示:到2025年地区协调度将达0.574，整体将发生初等协调向中等协调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实现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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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基于城市记忆的传统文化旅游地空间溯源——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周玮

2016, 35(3): 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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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记忆视角，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以古代六朝至近代中华民国时段为界，分类梳理古地图、古诗词、古画卷、老照片等图文史料，结合符号学和质性研究方法，从地理和文化空间2个层面，溯源其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凸显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在南京城市发展变迁中担负的城市记忆表征、民族文化传承、市井生活繁衍及地方特色沿袭等重要功能，为传统文化旅游地及城市文化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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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自然灾害旅游目的地的开发、管理和发展——以四川北川羌城旅游区为例

吴春涛, 李熙, 段金莉

2016, 35(3):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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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灾害旅游的角度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半结构精英访谈法和游客问卷调查法，梳理以“5·12”汶川大地震遗址为核心的旅游景区的开发模式，分析各主要场所（景点）对游客体验的影响,探讨自然灾害型黑色旅游遗址的教育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游客通过游览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难以得到放松或休闲体验；防灾减灾教育能提高游客的重游意愿，但是游客对防灾减灾教育的感知薄弱。打造多维度的旅游产品、缩小地震遗址的保存范围、革新遗址的讲解与形象是推动绵阳北川羌城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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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基于行为注记法的休闲街区夜间旅游活动研究

顾至欣, 陆明华, 张宁

2016, 35(3): 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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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行为注记法对南京门东箍桶巷示范片区夜间旅游活动进行调研。通过分析旅游者行为与季节、节假日、夜晚时间点和休闲街区空间布局的相关性来研究夜游活动的时空规律。结果表明：人们习惯于在节假日、夏季夜晚出游，其中女性和中年旅游者比例最高，活动方式以动态活动为主，在19:30和20:30达到出游高峰；休闲街区人群密度与静态活动分布具有一致性，有多样吸引物的复合空间吸引力较大，女性对滨水空间、观影空间和手工艺展示区情有独钟，青少年偏爱滨水空间，而老年旅游者多集聚在亭廊空间中，中年人是户外咖啡座的主要使用人群。掌握不同旅游人群需求、拓展夜游时间广度、复合利用街区空间是休闲街区夜游开发应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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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基于城市意象的旅游节庆品牌认知研究

张娇, 吴小根, 钟思琪

2016, 35(3): 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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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节庆品牌认知是衡量游客认识和理解节庆品牌内涵及价值的标准，城市旅游节庆的主题也体现了城市意象的相关元素。在分析台北市地理区位、社会文化和城市功能等属性后，明确了台北具有“生态、创意、旅游”三大城市意象。以台北101跨年晚会为例，研究旅游节庆品牌认知对游客支持意愿的影响，分析旅游节庆对推广城市意象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品牌信任、品牌忠诚度是影响游客支持意愿的六大驱动因素；节庆品牌认知对支持意愿的影响存在年龄、学历和居住地三方面的群体差异性；基于城市意象特征塑造旅游节庆品牌有利于推广城市意象，并延长节庆品牌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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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效率分析

朱志远, 苗建军, 崔玮

2016, 35(3):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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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与其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针对省际建设用地，构建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基于松弛测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份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结果表明：(1)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集约利用碳排放综合效率并不保持普遍一致；(2)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高的省份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3)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技术效率不足是导致大多数省份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规模效率不足对综合效率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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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与影响因素

曹文慧, 赵小风, 黄贤金, 金志丰

2016, 35(3): 104-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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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典型工业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将工业企业划分为10类，通过RAGAAHP评价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测算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用地集约度，剖析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电子类企业集约度最高，文体类企业用地集约度最低；企业类型、企业功能、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影响江苏省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用地集约度影响最大。因此，江苏省应制定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集约利用管理制度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三资企业、非制造类企业，并引导国有集体企业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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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用地评价研究

马振兴, 杜晋苗, 孙艳玲, 王中良

2016, 35(3): 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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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GIS和RS技术，从生态服务功能、景观空间结构和土壤环境质量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指数和法对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用地空间重要性进行评价，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和生态用地分级保护提供引导和理论依据。将生态用地划分为3个类型区，以反映不同生态用地保护级别和建设管制要求。其中，特殊保护区/禁止建设区占生态用地面积的34.62%，大部分为湿地；重点保护区/限制建设区占41.29%，主要为耕地；一般保护区/有条件建设区占24.09%，以盐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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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划拨土地使用权入市增值测算方法探讨——以山东省龙口市东城区为例

王瑷玲, 李波, 田启霞, 李方方

2016, 35(3): 1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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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划拨土地使用权入市增值分析和测算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以山东省龙口市东城区为例，按类型、用途及区位测算划拨土地使用权以不同用途入市的增值。研究结果表明：龙口市东城区划拨土地入市平均增值率为26.61%。征收农用地形成的新增划拨土地入市增值最大，增值率达142.69%，其次是存量公共用地和工业用地，征收宅基地形成的新增划拨土地、存量商业和住宅划拨用地入市增值平均为负值；总体上高级别增值大于低级别，划拨土地入市转为商业用地增值最大，而转为工业用地增值平均为负值；存量工业、公共划拨土地及宅基地入市转为商住用地是可能的，也是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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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价格研究——以河南省周口市为例

陈维肖, 李春妍, 彭宏杰, 樊鹏飞, 乔璐, 陈常优

2016, 35(3): 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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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土地发展权内在机理，分析现行征地补偿价格的不足，提出了征地补偿价格应为集体农用土地价格与土地发展权价格之和，并以此构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定价模型；其次，以周口市为例，应用构建的定价模型及农户问卷调查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县（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价格，并对测算结果和现行征地补偿价格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提出应从法律上确保农民土地发展权的权益，并在今后征地工作中逐步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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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分析

冯霞

2016, 35(3): 12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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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典型的干旱地区新疆为例，用熵值法计算1996—2014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各要素的权重，运用熵增定律对二者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呈现出非平稳的波浪形上升过程，耦合模式以磨合、拮抗型为主，显示出城镇化推进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且破坏程度在不断加剧，但恶化加剧的幅度却在不断缩小，趋于稳定。从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要素流”角度进行剖析，提出适合新疆城镇化生态发展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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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西安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原琳娜, 李富佳, 董锁成, 刘鑫, 马蓓蓓

2016, 35(3): 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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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3年西安市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及耦合度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演变趋势，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演变趋势；西安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二者协调性由低水平的经济滞后失调型发展为高水平的生态环境滞后协调型,并存在工业废气排量增加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问题，因此，需加强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监管，实施绿色考核制度，坚持绿色生活方式,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2个角度出发，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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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赣江流域生态经济价值与生态补偿研究

肖池伟, 刘影, 李鹏

2016, 35(3): 13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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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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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

中国西南山区公路沿线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演变

郜红娟, 韩会庆, 罗绪强

2016, 35(3): 13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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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乡村聚落演化机制是聚落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为探究山区公路对乡村聚落变化的驱动机理，以贵州省麻江县为研究对象，基于1992，2012年乡村聚落数据，运用GIS技术和景观分析软件，对山区不同地貌的公路沿线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与整个研究区（行政单元）相比，公路影响范围内乡村聚落景观快速增加，景观趋于破碎化和形状复杂化。乡村聚落景观演变速度呈现岩溶槽谷区>低山丘陵区>中山峡谷区的特点。（2）距公路越近的缓冲区，景观格局变化更加剧烈。在3个公路距离缓冲区，乡村聚落景观演变速度都呈岩溶槽谷区>低山丘陵区>中山峡谷区的特点。（3）在0~1 500 m距离缓冲区，低坡度的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变化速度明显快于中坡度与高坡度地区。低坡度的景观格局演变速度呈现出岩溶槽谷区>低山丘陵区>中山峡谷区的特点，而中坡度与高坡度的景观格局演变速度呈现出中山峡谷区>低山丘陵区>岩溶槽谷区的特点。这说明距公路远近和坡度的变化是影响山区公路影响范围内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演变差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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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

全球化背景下滇南山地多民族农业文化景观的演变及其民族共生关系响应——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许斌, 周智生

2016, 35(3): 14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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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多民族地区农业文化景观的演变与当地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密切相关。运用遥感、GIS技术，并结合田野调查，点面结合，分析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橡胶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受全球化的影响，西双版纳地区传统稻作文化正逐渐式微，因经济利益驱使导致橡胶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土地利用方式改变，这是橡胶文化景观兴起的主要空间演化机制。橡胶文化在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多样性的破坏，民族特色经济、文化的损害，民族发展互补性的减少以及民族经济共生关系的打破。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让位于经济利益，民族乡土社会结构受到冲击，民族共生关系受到影响，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橡胶文化景观上。通过研究文化景观演变与民族关系的关联，可以丰富人地关系理论的内涵，引入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来思考民族地区人地关系，扩展当今全球化变革影响下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在实践上为做好民族工作和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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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

世界自然遗产边缘带居民生活满意度——以四川夹金山脉大熊猫栖息地为例

周婷, 马月伟, 吴梦, 康夏夏, 覃方铭, 牛安逸

2016, 35(3): 15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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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四川夹金山脉大熊猫栖息地遗产边缘带范围内400家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以了解受遗产保护影响边缘带居民生活满意度情况，并探讨边缘带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利用SPSS 19.0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各满意度群体特征；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遗产保护的影响，经济收入、工作和劳动条件、交通条件和教育条件与居民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其中相关性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收入，最小的是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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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蔺雪芹, 王岱 , 王女英 , 任宇飞

2016, 35(3): 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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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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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演化

赵利利, 孟芬, 马才学

2016, 35(3): 16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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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指数和SPOT-VEGETATION逐旬NDVI数据构建人居指数，模拟武汉市2000,2012年人口空间分布。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时空角度分析2000—2012年武汉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利用夜间灯光强度估算方法可快速准确模拟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②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有向武汉市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具有“中间高周围低”的特征。③ 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武昌、硚口、江汉、江岸等中心区，“低-高”类型区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分布的“高-高”类型区扩大，表明武汉市人口在向中心城区聚集的过程中远城区也形成了相应的人口集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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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

近代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外生动力分析

管旸, 吕斌

2016, 35(3): 170-175,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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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世纪70年代至1949年云南的城镇空间演化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研究了交通与政治两种演化影响因素的变迁，结果显示：（1）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之前的清末，对外交通线路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空间演化有明显的影响，交通区位因素是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外生动力。（2）进入民国之后，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建设管理和资源投入能力都强于清代，中心城市获得的资源尤其明显，因此政治因素开始成为中心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推动因素。（3）在空间分布上，铁路交通对城市演化推动的极化程度明显高于传统交通方式，因此，在交通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在民国时期昆明城市演化的外生动力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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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

1644—1949年陕北地区旱灾研究

张宪功, 徐雪强, 古帅, 王尚义, 牛俊杰

2016, 35(3): 1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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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644—1949年间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了该区域旱灾的等级、发生频率、分布特征、致灾原因等。经统计，该区共发生旱灾131次，发生频率为2.34 a/次。旱灾阶段性明显：1644—1743年间以轻度旱灾为主，灾害频率较低；1744—1823年间中度旱灾增加，轻度中度旱灾交替发生，旱灾频次提高；1824—1949年间，灾害频次大幅增加，大旱灾和特大旱灾频繁发生，灾情持续时间延长，呈现频次逐渐增加、等级逐渐升高的趋势。从发生季节看，夏季是旱灾发生的主要季节，次为春季和秋季。从地域分布上看，旱灾的发生频率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特征。该区旱灾的发生与气候波动有直接关系，降水量减少是诱发该区大旱灾和特大旱灾的主要原因，而降水分配不均则是轻度和中度旱灾的主要原因，过度的农业开发则加剧了旱灾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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