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设施空间配置水平与生活圈人口分布的匹配关系,以郑州市建成区为例,深入分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特征、空间格局及其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模拟各类设施规划路径并提出机制完善建议。结果表明:① 各类设施呈现“核心集中、边缘扩散”的空间集聚状态,不同类型设施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差异;② 各类设施供给水平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之间匹配不足,建成区内设施覆盖不全或覆盖不均的区域面积较大;③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设施与人口的匹配程度差异明显,适配性较高的生活圈主要分布于城市或区级中心地带,而失配生活圈主要分布于城市边缘区域;④ 新增103个幼儿园、155所小学、2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207个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后,各类设施与人口的适配性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将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特征与生产力要素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2011—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关联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在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中,东部地区省份主要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接受来自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溢出。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以单向传导为主,省份间“互惠互利”的协同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将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形成。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上的邻近关系促进了省域间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传导,在新质生产力水平相近的省份间形成了内部流通子群。

采用熵值法对大运河文化带的新质生产力进行测算,并深入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极限梯度提升算法-可解释机器学习(XGBoost-SHAP)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相比于绿色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占新质生产力比例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北京、江苏、浙江部分地级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峰,河南、安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低谷,且2020年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均有所提升。其聚集效应沿大运河呈现“三角”分布现象,且表现出“两角聚集夹分异”的发展趋势。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为影响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主导因素,且各个主导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基于韧性理论,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再生能力3个层面构建创新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创新韧性水平,并运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Markov链、空间杜宾模型方法考察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创新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波动中稳定上升态势,未来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高西低”非均衡格局,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3)创新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产生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西部地区间差异最大;(4)创新韧性水平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5)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创业活跃度是影响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维度构建了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等方法对我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区域差异及其跃迁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我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四大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2)区域间差异是我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东部与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区域间差异尤为显著。(3)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份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本省份向高水平跃迁的概率。

基于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数据包络方法,探究新质生产力与人才集聚的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和人才集聚程度逐年提高,空间分布均呈现由东向西阶梯式递减的态势。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有正向作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反过来推动人才集聚,且人才集聚短期强化效果更强。(2)新质生产力受到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马太效应”明显;对人才集聚维持长期的非负反应。(3)“虹吸”效应下人才集聚的强化作用增强;极短期内人才集聚正向冲击新质生产力,但随后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冲击非正,可能是由于人才结构与地区发展、产业结构错配造成人才结构失衡、人才内耗等问题引起的。因此,要牢固树立人才集聚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基于地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人才竞争和培养环境,调整人才结构,适当引导人才集聚,有针对性地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革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探索数字化发展模式,发展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

选择海南岛91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统计法、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究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海南岛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有较强的不均衡性,并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一团多点”的格局。(2)海南岛大部分传统村落趋向于分布在地势低平、水源充沛、植被覆盖度高、文物单位集中的城市交接带或城市远郊,并依托县道作为联系道路。(3)总体上,地域文化影响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自然环境最弱,且各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海南岛传统村落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的形成,自然因素尤其是资源条件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转型和保护。(4)在海南岛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具有主导性的驱动作用,应重视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的多元性,保护文化本底。

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及三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2)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俱乐部趋同特征,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纳入空间因素后,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引致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因素。(4)城镇化水平、技术创新和财政分权对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水平、教育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则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条件β收敛模型,探究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空间分异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1)2015—2022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东部沿海发展水平最高,西北地区发展水平最低;(2)各经济区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变大,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子群间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3)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β系数为负,但未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不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效应。

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地理探测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构建评价模型,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揭示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凤凰古城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并由景区内沱江两岸及其南部的历史文化街区向四周递减;(2)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与古城保护的区划状态呈现高度一致性;(3)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五维度的主要驱动因子分别是旅游资源创新组合能力、游客满意度、环境质量优良度、旅游开放度和文化传播传承度;(4)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两个维度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效果最大。

基于1990—2020年人口统计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线性趋势分析等方法,研究西北五省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1990—2020年西北五省人口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缩小,均处在低生育水平阶段。(2)西北五省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高值集聚区从研究区的西部逐渐迁移至东部和南部,而低值集聚区则由东南部向西部汇集,最终形成了“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

秉持餐饮业发展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的原则,根据美团网注册商户点评数量和综合评分构建餐饮业发展水平指标,采用核密度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核心-外围”圈层分布和沿道路延伸的特征;(2)不同类型餐饮业集聚差异较大,本帮江浙餐饮与外来传统地方菜系属于“单核集聚”,国际餐饮则是“双核联动”,休闲小吃快餐表现出“多核组团”面状集聚特征;(3)不同类型餐饮业影响因素及强度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写字楼、商业中心、人口对餐饮业发展具有正向引导作用,路网、三甲医院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近20年来,移民休闲在城市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内部结构”向“外部机会或限制”的转向。随着移民在当地城市中的社会参与愈发深入与多元,移民的休闲活动以及过程中与制度框架、建成环境和本地群体之间的互动正在成为地理学者探讨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视角。为厘清移民休闲的地理学研究进展,通过对1999—2023年该主题下的已有成果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结合内容梳理的方法,探寻当前国内外城市移民休闲研究的演进脉络、发展特征和内容谱系,形成了对现有研究的结构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从地方公共政策与多样性的治理话语、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与主体性协商、社会参与与跨文化互动4个主题出发,对现有城市治理趋势下的移民休闲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呼应当前国内移民研究体系,并为当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和空间治理提供现实启示。

基于2010—202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2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低。(2)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关联性呈“M”型演化态势。(3)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子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因子对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因子间交互作用会增强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基于2021年的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截面数据和2009—2021年新县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模型、自回归分步滞后模型以及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以及新县乡村振兴发展基础,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以期为欠发达革命老区振兴提供发展思路。结果表明:(1)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2)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乡村振兴程度的地区差异明显,新县的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低区间,需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3)新县的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推动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也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的自身强化作用明显,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新县乡村振兴步伐。

运用相关模型分析我国省域在2015—2021年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的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等显著提升但生态环境呈波动变化趋势;(2)各二元系统和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系统的增幅最大;(3)复合系统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和沿海高于内地的状态,其分布与地区发展水平呈正相关;(4)政府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影响因素对复合系统协调度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基于三者耦合结果提出促进各省域乃至全国的协调发展对策。

运用Tapio脱钩指数、空间自相关与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探讨2001—2022年我国省际碳排放脱钩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根据收敛模型进行俱乐部划分分析从而揭示我国省际脱钩关系的演变以寻求低碳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 2001—2022年我国各省份的脱钩类型由多样化共存逐步发展到以弱脱钩为主导,整体发展形势向好。(2) 碳排放脱钩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显著,局部空间发展以L-L聚集为主,东西空间分异愈发显著,出现极化效应。(3) 较少出现跨越性的脱钩转移,且转移概率受邻域脱钩状态影响存在差异。理想脱钩省份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发挥低碳锁定作用,而脱钩不理想省份则会发挥负向溢出效应。(4) 我国整体脱钩水平尚未达到同一稳态,局部检验共得到6个收敛俱乐部,内部表现出较显著的趋同效应。

以陇中黄土丘陵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古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构建其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引入聚落“双修”理念,针对性地对村落的保护发展路径进行探索。结果表明:(1)当前村落处于失活状态,受地域生态环境、本土文化保护、村落经济活力、保护发展机制及村民意愿诉求5类因子综合影响显著,其因子得分越高,村落的活态化发展水平越高。(2)影响村落活态发展的指标因素中,历史文化、村民诉求两个因素影响最大,而生态环境、经济产业及保护机制3个因素次之。(3)依据指标体系和村落现实困境,优先从生态、文化、经济、机制以及人口5个方面因地制宜地制定当前地区村落保护发展的路径策略。

基于1998—2023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探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998—2023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融合程度总体上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融合水平不断提高,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趋于平衡。地区间差异是融合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但差异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地区内部差异对融合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且表现为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格局。政策支持、旅游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0—2022年河南省105个县(市)的国土空间效率,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国土空间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2年不同空间效率梯度差异明显,空间动态性和非均质性特征并存。(2)效率网络演化等级跃迁明显,但各个空间仍以低连接水平的五级网络为主,豫南地区空间关联处于网络边缘。(3)网络密度先升后降,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但仍存在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及关系不紧密等问题。(4)网络核心位置呈现出由郑州—洛阳向郑州—开封—许昌转移的带状结构,郑州始终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新乡、许昌是联系豫北和豫南地区的关键节点;各板块间空间聚类现象显著,但并未形成良好的循环传递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