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及三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2)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俱乐部趋同特征,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纳入空间因素后,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引致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因素。(4)城镇化水平、技术创新和财政分权对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水平、教育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则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韧性理论,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再生能力3个层面构建创新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创新韧性水平,并运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Markov链、空间杜宾模型方法考察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创新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波动中稳定上升态势,未来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高西低”非均衡格局,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3)创新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产生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西部地区间差异最大;(4)创新韧性水平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5)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创业活跃度是影响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基于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数据包络方法,探究新质生产力与人才集聚的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和人才集聚程度逐年提高,空间分布均呈现由东向西阶梯式递减的态势。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有正向作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反过来推动人才集聚,且人才集聚短期强化效果更强。(2)新质生产力受到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马太效应”明显;对人才集聚维持长期的非负反应。(3)“虹吸”效应下人才集聚的强化作用增强;极短期内人才集聚正向冲击新质生产力,但随后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冲击非正,可能是由于人才结构与地区发展、产业结构错配造成人才结构失衡、人才内耗等问题引起的。因此,要牢固树立人才集聚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基于地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人才竞争和培养环境,调整人才结构,适当引导人才集聚,有针对性地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革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探索数字化发展模式,发展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

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维度构建了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等方法对我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区域差异及其跃迁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我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四大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2)区域间差异是我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东部与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区域间差异尤为显著。(3)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省份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本省份向高水平跃迁的概率。

基于2021年的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截面数据和2009—2021年新县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模型、自回归分步滞后模型以及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以及新县乡村振兴发展基础,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以期为欠发达革命老区振兴提供发展思路。结果表明:(1)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2)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乡村振兴程度的地区差异明显,新县的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大别山信阳革命老区低区间,需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3)新县的新质生产力能有效推动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也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的自身强化作用明显,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新县乡村振兴步伐。

秉持餐饮业发展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的原则,根据美团网注册商户点评数量和综合评分构建餐饮业发展水平指标,采用核密度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核心-外围”圈层分布和沿道路延伸的特征;(2)不同类型餐饮业集聚差异较大,本帮江浙餐饮与外来传统地方菜系属于“单核集聚”,国际餐饮则是“双核联动”,休闲小吃快餐表现出“多核组团”面状集聚特征;(3)不同类型餐饮业影响因素及强度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写字楼、商业中心、人口对餐饮业发展具有正向引导作用,路网、三甲医院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地理探测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构建评价模型,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揭示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凤凰古城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并由景区内沱江两岸及其南部的历史文化街区向四周递减;(2)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与古城保护的区划状态呈现高度一致性;(3)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五维度的主要驱动因子分别是旅游资源创新组合能力、游客满意度、环境质量优良度、旅游开放度和文化传播传承度;(4)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两个维度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效果最大。

近20年来,移民休闲在城市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内部结构”向“外部机会或限制”的转向。随着移民在当地城市中的社会参与愈发深入与多元,移民的休闲活动以及过程中与制度框架、建成环境和本地群体之间的互动正在成为地理学者探讨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视角。为厘清移民休闲的地理学研究进展,通过对1999—2023年该主题下的已有成果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结合内容梳理的方法,探寻当前国内外城市移民休闲研究的演进脉络、发展特征和内容谱系,形成了对现有研究的结构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从地方公共政策与多样性的治理话语、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与主体性协商、社会参与与跨文化互动4个主题出发,对现有城市治理趋势下的移民休闲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呼应当前国内移民研究体系,并为当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和空间治理提供现实启示。

基于1998—2023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探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998—2023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融合程度总体上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融合水平不断提高,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趋于平衡。地区间差异是融合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但差异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地区内部差异对融合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且表现为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格局。政策支持、旅游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3—2023年CNKI数据库中关于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560篇有效研究文献开展计量分析,梳理当前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研究方向和热点领域,并基于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展望。结果表明:(1)新通道研究自2016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学科以地理类、交通运输物流类和区域经济类为主,发文期刊多为普通期刊。(2)核心作者与学科高产作者群较少,中国科学院、北部湾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是重要的科研阵地。(3)研究热点与主题聚焦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内涵认知与建设路径”“面向东盟的国际贸易与跨区域协作”“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空间联系网络”“通道沿线区域经济联系与产业发展”和“通道多式联运与物流支撑”。(4)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地缘关系、沿线地区资源与产业布局、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区域治理与协作、空间体系支撑及通道的社会经济效应评估等方面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新质生产力作为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出现的现阶段历史地且逻辑地获得的一种新形态,对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将具有突破性的作用,深入开展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具有深刻意义与价值。基于此,本研究构建相对更加全面的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使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等分析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时空演化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识别我国各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自2008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演变趋势,但增速不明显,东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整体高于西部,但两者差异不大。(2)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可以划分为高中低三大类,其中高新质生产力水平地区主要有3个,为北京、上海、广东;中等新质生产力水平地区有19个;低新质生产力水平地区主要为我国西部与东北区域。(3)数字生产力与科技生产力是我国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障碍因子,近年来绿色生产力障碍度不断提升,教育生产力与政治生产力障碍度排名靠后,成为制约我国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次要因素。

基于2006—2021年浙江省55个县域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开通、旅游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区域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高铁与旅游发展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高铁对旅游地农村共同富裕产生“过道效应”。机制分析显示,高铁开通、旅游发展可通过影响旅游创业规模、医疗设施来促进农村共同富裕。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浙中地区农村共同富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旅游发展对浙北、浙南地区农村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乡村旅游示范县的高铁开通、旅游发展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要高于非乡村旅游示范县。

从粮食、谷物和口粮3个层次研究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基于2000—2022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粮食、谷物、口粮面板数据,应用生产集中度、重心统计法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变化,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时空格局演进的因素。结果表明:(1)粮食、谷物集中度由南高北低变为北高南低,口粮生产在中部地区和南方集聚,东北地区口粮生产集中度持续提高;(2)粮食、谷物、口粮生产重心均向东北方向移动,相对方位是粮食靠西,谷物向东北,口粮偏南;(3)粮食、谷物、口粮生产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4)粮食、谷物、口粮生产的时空格局受到受灾面积、人均GDP、化肥施用量、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提出按照区域粮食生产优势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升农业科技防灾减灾能力,实行区域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并制定更精准的粮食、谷物和口粮补贴政策等建议。

基于互联网企业大数据及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大陆台商投资企业的退出空间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台资企业退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与高进入率地区高度一致。(2)通过测度战略耦合的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战略耦合对台商企业退出大陆具有显著影响。2001—2021年,台资企业与大陆的战略耦合关系经历了依附式、交换式和吸收式耦合的变化,不同耦合模式下企业退出率显著不同,吸收式耦合阶段退出率最低。区域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创新环境和制度优势等因素对减少企业退出具有重要作用。(3)疫情等外部冲击使得台资企业加深了与本地供应商的后向联系,也更依赖大陆市场,空间粘性提升,通过深化与当地企业合作、加强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转变战略耦合模式,以增强在大陆的市场适应能力从而不退出转移至其他地区。(4)台资企业的投资与退出受战略选择、贸易方式和行业特性影响:低成本与出口导向企业更易受外部环境波动影响而退出,而市场导向和内销型企业更具长期稳定性。劳动密集型企业退出快,资本密集型周期长,技术密集型依赖创新,通常更具市场粘性。

以民族地区16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研究对象,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组态视角对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旅游因素及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示范县的乡村振兴水平整体较高,柳州市鱼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最高,博乐市(1.177)、青铜峡市(1.125)的乡村振兴水平处于最低等级;(2)单个旅游因素并不是构成高水平乡村振兴发展的必要条件,多个旅游因素的组合才能高效促进乡村振兴,且乡村振兴旅游作用路径各异,研究共得到3条代表性的乡村振兴旅游路径:活力迸发型、资源驱动型和区位辐射型;(3)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受限的主要因素在于旅游区位的缺失,在缺少旅游区位的情况下,即使有经济收入和资金支持,也不能带来高效的乡村振兴发展。

创新性应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通过自定义的空间集聚度、空间共聚度指数,分析2016—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及9个重点领域的空间集聚和共聚格局特征,识别判定其空间集聚模式和共聚模式。结果表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及9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显著且差异化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新兴服务业空间分布最靠东,新能源产业空间分布最靠西,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产业最靠南,航空航天产业最靠北。同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新能源产业为离散式空间集聚,其他8个重点产业为集中式空间集聚。此外,重点产业领域展现了多种空间共聚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绿色环保产业、新兴服务业与其他重点领域的空间共聚度较高。未来可充分发挥已形成的集聚经济主导作用,进一步引导生产要素和技术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重点领域的集聚核心区流动,因地制宜加强重点领域空间共聚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探究数字赋能城乡物流体系建设水平及其时空差异对于提升城乡物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2—2022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从城乡物流发展水平和城乡物流数字化水平两个维度构建了数字赋能城乡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对比分析法、熵值法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赋能城乡物流发展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在发展维度上,物流能力和数字投入是影响城乡物流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从时序表现上看,全国城乡数字物流综合发展水平从2012年的0.083 5提升至2022年的0.348 4,但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区域差异上,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质量发展水平与东北部、中部地区存在明显的差距是导致城乡物流耦合协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以河南省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核密度分析、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等维度探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非遗数量上豫北最多,豫西最少,总体呈现聚类分布。各类型数据相差较大,表演类非遗最多,医药类非遗最少。(2)河南省传统村落各地市之间存在不均衡性,空间上呈现聚集分布,形成豫北、豫中和豫南三大核心区域。(3)河南省传统村落空间聚集程度大于非遗空间的聚集程度,不同类型非遗的空间聚集程度先增加后降低。(4)河南省传统村落和非遗分布在低海拔、坡度较缓、距水系3 km的区域。人口、经济和文化是影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传统村落和非遗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多重影响,两者相互交融,协同发展。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运用CV\|RSR\|ARIMA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与障碍度诊断模型等研究方法,对河南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时空演化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河南省整体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各地市的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ARIMA预测结果表明预测时段具有较为显著的增长;(2)时空分异结果呈现出由“一主一副”双核心模式的极化效应向扩散和回程效应转变,标准差椭圆整体上椭圆范围增大、重心由郑州市向许昌市迁移,障碍度诊断结果表明技术市场成交额、专利授权数、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是主要的障碍因子;(3)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具备科技创新的综合能力,后续研究应当结合多源数据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科技产出空间溢出以及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

以宁夏县域层面2015—2021年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情况为样本,对两者进行综合测度,利用Tapio脱钩弹性模型并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分析法,深入探讨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脱钩协调情况以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两者存在的区域差异较大且不同步的特点。(2)两者在整体上呈现出脱钩与负脱钩波动的特征,在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发展过程中,各县区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忽视了生态环境建设。(3)在决定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脱钩关系的主导因子中,生态环境建设系统占60%,且生态环境建设系统的影响因子综合排序更高,对脱钩关系的解释效果更强,表明生态环境建设对县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脱钩关系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