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和演化是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基于2015—2022年上海住宅交易数据分析住宅价格的空间结构及演化,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教育、交通、区位等因素对住宅价格影响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上海住宅价格总体呈现多中心圈层递减结构,并出现中心城区高度集聚和住宅郊区化并存的趋势;住宅价格空间格局呈现“圈层+扇形+飞地”的模式。住宅价格受到与市中心距离、教育资源、交通便利程度的显著影响,从时间上看,优质教育资源和公园绿地对邻近住宅价格的影响增强,交通便利度对房价的影响下降;从空间上看,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教育资源、公园绿地和商业配套资源对郊区住宅的影响更大。

将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特征与生产力要素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2011—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关联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在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中,东部地区省份主要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接受来自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溢出。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以单向传导为主,省份间“互惠互利”的协同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将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形成。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上的邻近关系促进了省域间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传导,在新质生产力水平相近的省份间形成了内部流通子群。

基于设施空间配置水平与生活圈人口分布的匹配关系,以郑州市建成区为例,深入分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特征、空间格局及其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模拟各类设施规划路径并提出机制完善建议。结果表明:① 各类设施呈现“核心集中、边缘扩散”的空间集聚状态,不同类型设施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差异;② 各类设施供给水平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之间匹配不足,建成区内设施覆盖不全或覆盖不均的区域面积较大;③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设施与人口的匹配程度差异明显,适配性较高的生活圈主要分布于城市或区级中心地带,而失配生活圈主要分布于城市边缘区域;④ 新增103个幼儿园、155所小学、2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207个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后,各类设施与人口的适配性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海运不再只是一种微观经济活动,而是维持世界联系和资源流动的历史发展条件。基于此视角,从“国家—通道—要塞”3个维度构建海运地缘政治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该框架评估中国资源海运地缘政治风险,发现油气、铁矿石、钴、镍、大豆、玉米、小麦等多种关键资源正面临严峻的风险形势。国家维度上,多种资源海运依赖少数国家或集聚中东地区;通道维度上,必经中东、南海等多个地缘政治关键地带,且中东航线的全线风险最高;要塞维度上,马六甲海峡的风险强度最高,其次是汇集中东地区的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能够影响主要要塞。为应对海运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应进一步优化资源海运安全治理策略,强化风险的多维研判,加紧关键通道基础设施合作,并持续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综合实力。

采用熵值法对大运河文化带的新质生产力进行测算,并深入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极限梯度提升算法-可解释机器学习(XGBoost-SHAP)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相比于绿色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占新质生产力比例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北京、江苏、浙江部分地级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峰,河南、安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低谷,且2020年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均有所提升。其聚集效应沿大运河呈现“三角”分布现象,且表现出“两角聚集夹分异”的发展趋势。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为影响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主导因素,且各个主导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基于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数据包络方法,探究新质生产力与人才集聚的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和人才集聚程度逐年提高,空间分布均呈现由东向西阶梯式递减的态势。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有正向作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反过来推动人才集聚,且人才集聚短期强化效果更强。(2)新质生产力受到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马太效应”明显;对人才集聚维持长期的非负反应。(3)“虹吸”效应下人才集聚的强化作用增强;极短期内人才集聚正向冲击新质生产力,但随后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冲击非正,可能是由于人才结构与地区发展、产业结构错配造成人才结构失衡、人才内耗等问题引起的。因此,要牢固树立人才集聚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基于地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人才竞争和培养环境,调整人才结构,适当引导人才集聚,有针对性地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革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探索数字化发展模式,发展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

基于韧性理论,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再生能力3个层面构建创新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创新韧性水平,并运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Markov链、空间杜宾模型方法考察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创新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波动中稳定上升态势,未来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高西低”非均衡格局,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3)创新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产生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西部地区间差异最大;(4)创新韧性水平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5)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创业活跃度是影响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选择海南岛91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统计法、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究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海南岛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有较强的不均衡性,并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一团多点”的格局。(2)海南岛大部分传统村落趋向于分布在地势低平、水源充沛、植被覆盖度高、文物单位集中的城市交接带或城市远郊,并依托县道作为联系道路。(3)总体上,地域文化影响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自然环境最弱,且各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海南岛传统村落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的形成,自然因素尤其是资源条件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转型和保护。(4)在海南岛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具有主导性的驱动作用,应重视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的多元性,保护文化本底。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条件β收敛模型,探究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空间分异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1)2015—2022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东部沿海发展水平最高,西北地区发展水平最低;(2)各经济区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变大,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子群间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3)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β系数为负,但未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不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效应。

以新疆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探究西北干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新疆耕地非粮化率由57.33%上升至64.50%。其中,特色农业发展阶段(2000—2007年)耕地非粮化程度不断加重,农业布局优化阶段(2007—2014年)耕地非粮化程度呈“W”型态势,农业稳定优质发展阶段(2014—2020年)耕地非粮化程度略有波动但起伏不大。(2)新疆耕地非粮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同时存在集聚特征。非粮化程度严重区主要集中于巴州、吐鲁番地区,非粮化程度较低的区域集聚于克州、和田地区。(3)城镇化率、降水、日照时长、粮食保护政策、土地流转率、土地生产率、人均耕地面积、人均GDP是新疆耕地非粮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各驱动因子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强度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地理探测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构建评价模型,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揭示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凤凰古城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并由景区内沱江两岸及其南部的历史文化街区向四周递减;(2)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与古城保护的区划状态呈现高度一致性;(3)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五维度的主要驱动因子分别是旅游资源创新组合能力、游客满意度、环境质量优良度、旅游开放度和文化传播传承度;(4)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两个维度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效果最大。

基于1990—2020年人口统计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线性趋势分析等方法,研究西北五省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1990—2020年西北五省人口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缩小,均处在低生育水平阶段。(2)西北五省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高值集聚区从研究区的西部逐渐迁移至东部和南部,而低值集聚区则由东南部向西部汇集,最终形成了“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

基于2010—202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2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低。(2)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关联性呈“M”型演化态势。(3)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子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因子对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因子间交互作用会增强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以2015—2021年中国1 749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从富裕度、共同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度3个维度出发,构建县域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考察我国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均显著提升,各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但整体水平不高。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最高,但中西部地区增速最大,逐渐发挥其后发赶超优势。从时空演化特征来看,共同富裕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东部引领、高低交叠以及集聚明显”的特征;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渐进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和一定的路径依赖。

近20年来,移民休闲在城市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内部结构”向“外部机会或限制”的转向。随着移民在当地城市中的社会参与愈发深入与多元,移民的休闲活动以及过程中与制度框架、建成环境和本地群体之间的互动正在成为地理学者探讨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视角。为厘清移民休闲的地理学研究进展,通过对1999—2023年该主题下的已有成果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结合内容梳理的方法,探寻当前国内外城市移民休闲研究的演进脉络、发展特征和内容谱系,形成了对现有研究的结构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从地方公共政策与多样性的治理话语、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与主体性协商、社会参与与跨文化互动4个主题出发,对现有城市治理趋势下的移民休闲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呼应当前国内移民研究体系,并为当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和空间治理提供现实启示。

通过对《岛屿研究杂志》(Island Studies Journal)2006—2023年418篇文章的系统回顾,分析了国际海岛研究的主要议题,以期为国内海岛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视野拓展提供借鉴。研究主要涵盖海岛概念与理论、海岛经济、海岛政治、海岛社会与文化、海岛移民、海岛生态,以及人类世、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7个方向。其中,海岛概念与理论、海岛经济、海岛社会与文化领域成果较为丰硕,而其他领域关注则相对较少。近年来,受地理学思想影响,海岛理论思辨逐渐深化,特别是在空间与流动性方面。同时,海岛研究还对传统话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增加了对群岛、移民、殖民主义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相比之下,国内对海岛的研究呈现整体性滞后的状态。未来,国内海岛地理学应借鉴国际前沿理论与方法,为国家海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政策参考。

秉持餐饮业发展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的原则,根据美团网注册商户点评数量和综合评分构建餐饮业发展水平指标,采用核密度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核心-外围”圈层分布和沿道路延伸的特征;(2)不同类型餐饮业集聚差异较大,本帮江浙餐饮与外来传统地方菜系属于“单核集聚”,国际餐饮则是“双核联动”,休闲小吃快餐表现出“多核组团”面状集聚特征;(3)不同类型餐饮业影响因素及强度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写字楼、商业中心、人口对餐饮业发展具有正向引导作用,路网、三甲医院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利用第四至第七次云南省人口普查数据,通过人口分布结构指数、人口重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变化分析等方法,对县域尺度下云南省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云南各县域人口数量总体上保持增长,但在“大永—澜沧线”沿线区域形成一条人口减少地带,致使人口空间格局呈现“中间塌陷、两侧增长”的特征。(2)云南各县域人口增速近年来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表现出“东快西慢”的空间特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明显,在空间上表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且呈现逐步加强的态势,结构上表现出由一般县域向区域性中心城市聚集的特征。(3)近年来云南东部出现一个“C”字型人口聚集带,这一地带现在已成为云南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4)“大永—澜沧线”作为划分云南人口东、西分布格局的界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与显著性。

运用相关模型分析我国省域在2015—2021年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的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等显著提升但生态环境呈波动变化趋势;(2)各二元系统和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系统的增幅最大;(3)复合系统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和沿海高于内地的状态,其分布与地区发展水平呈正相关;(4)政府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影响因素对复合系统协调度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基于三者耦合结果提出促进各省域乃至全国的协调发展对策。

运用Tapio脱钩指数、空间自相关与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探讨2001—2022年我国省际碳排放脱钩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根据收敛模型进行俱乐部划分分析从而揭示我国省际脱钩关系的演变以寻求低碳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 2001—2022年我国各省份的脱钩类型由多样化共存逐步发展到以弱脱钩为主导,整体发展形势向好。(2) 碳排放脱钩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显著,局部空间发展以L-L聚集为主,东西空间分异愈发显著,出现极化效应。(3) 较少出现跨越性的脱钩转移,且转移概率受邻域脱钩状态影响存在差异。理想脱钩省份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发挥低碳锁定作用,而脱钩不理想省份则会发挥负向溢出效应。(4) 我国整体脱钩水平尚未达到同一稳态,局部检验共得到6个收敛俱乐部,内部表现出较显著的趋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