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移民休闲在城市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内部结构”向“外部机会或限制”的转向。随着移民在当地城市中的社会参与愈发深入与多元,移民的休闲活动以及过程中与制度框架、建成环境和本地群体之间的互动正在成为地理学者探讨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视角。为厘清移民休闲的地理学研究进展,通过对1999—2023年该主题下的已有成果采用文献计量分析结合内容梳理的方法,探寻当前国内外城市移民休闲研究的演进脉络、发展特征和内容谱系,形成了对现有研究的结构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从地方公共政策与多样性的治理话语、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与主体性协商、社会参与与跨文化互动4个主题出发,对现有城市治理趋势下的移民休闲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呼应当前国内移民研究体系,并为当前中国城市的人口和空间治理提供现实启示。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03—2023年CNKI数据库中关于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560篇有效研究文献开展计量分析,梳理当前关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研究方向和热点领域,并基于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展望。结果表明:(1)新通道研究自2016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学科以地理类、交通运输物流类和区域经济类为主,发文期刊多为普通期刊。(2)核心作者与学科高产作者群较少,中国科学院、北部湾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是重要的科研阵地。(3)研究热点与主题聚焦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内涵认知与建设路径”“面向东盟的国际贸易与跨区域协作”“通道沿线地区城市空间联系网络”“通道沿线区域经济联系与产业发展”和“通道多式联运与物流支撑”。(4)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地缘关系、沿线地区资源与产业布局、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区域治理与协作、空间体系支撑及通道的社会经济效应评估等方面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

基于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数据包络方法,探究新质生产力与人才集聚的关系。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和人才集聚程度逐年提高,空间分布均呈现由东向西阶梯式递减的态势。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有正向作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也反过来推动人才集聚,且人才集聚短期强化效果更强。(2)新质生产力受到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马太效应”明显;对人才集聚维持长期的非负反应。(3)“虹吸”效应下人才集聚的强化作用增强;极短期内人才集聚正向冲击新质生产力,但随后人才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冲击非正,可能是由于人才结构与地区发展、产业结构错配造成人才结构失衡、人才内耗等问题引起的。因此,要牢固树立人才集聚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地位,基于地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人才竞争和培养环境,调整人才结构,适当引导人才集聚,有针对性地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革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探索数字化发展模式,发展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

基于韧性理论,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再生能力3个层面构建创新韧性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创新韧性水平,并运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Markov链、空间杜宾模型方法考察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区域创新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波动中稳定上升态势,未来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空间维度上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差异性显著,呈现“东高西低”非均衡格局,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3)创新韧性水平总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产生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西部地区间差异最大;(4)创新韧性水平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5)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创业活跃度是影响中国区域创新韧性水平的重要因素。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文旅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文旅企业间的正式合作与非正式合作网络,从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视角对其结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非正式合作和正式合作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均为密度较低的稀疏网络结构,且在子群划分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正式合作网络中,旅游企业大多处于边缘,但以华侨城、万科、招商蛇口和曲江文旅为代表的旅游企业借由非正式合作未来将发挥更为核心的带动作用;影视传媒类企业在两种合作关系上表现突出,“影视+旅游”是进一步推进文旅融合的关键手段;未来文旅企业间的合作将会重点围绕文旅产业新模式,包括优化延长文旅产业链,推动康养文旅、数字文旅等,最终达成战略合作或投资合作协议。

以5个国家重点革命老区为研究区域,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20年中国重点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五大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原中央苏区、大别山革命老区、陕甘宁革命老区、川陕革命老区和左右江革命老区。革命老区内部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形成了新的核心-边缘结构。(2)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共享发展维度驱动效应显著,是影响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其他各维度均与高质量发展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但地域差异明显。(3)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力资本是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但不同区域的驱动效应不同。此外,工业化水平因素也在原中央苏区、川陕老区、陕甘宁老区和左右江老区具有较强的驱动力。

以能源储量丰富的晋陕蒙甘宁地区为研究对象,从抵抗恢复力、适应调整力、创新转型力3个维度出发构建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TOPSIS 、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以及障碍度模型探究2007—2021年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空间极化特征明显;(2)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在逐步扩大,其中区域内差异是造成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原因,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五省份对区域内差异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6.37%,32.13%,16.54%,21.7%,6.49%;(3)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的空间异质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创新转型力是阻碍经济韧性提升最关键的因素。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运用CV\|RSR\|ARIMA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与障碍度诊断模型等研究方法,对河南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及时空演化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河南省整体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各地市的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ARIMA预测结果表明预测时段具有较为显著的增长;(2)时空分异结果呈现出由“一主一副”双核心模式的极化效应向扩散和回程效应转变,标准差椭圆整体上椭圆范围增大、重心由郑州市向许昌市迁移,障碍度诊断结果表明技术市场成交额、专利授权数、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是主要的障碍因子;(3)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地区具备科技创新的综合能力,后续研究应当结合多源数据对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科技产出空间溢出以及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

以宁夏县域层面2015—2021年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情况为样本,对两者进行综合测度,利用Tapio脱钩弹性模型并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中的因子分析法,深入探讨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脱钩协调情况以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两者存在的区域差异较大且不同步的特点。(2)两者在整体上呈现出脱钩与负脱钩波动的特征,在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发展过程中,各县区更加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忽视了生态环境建设。(3)在决定宁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脱钩关系的主导因子中,生态环境建设系统占60%,且生态环境建设系统的影响因子综合排序更高,对脱钩关系的解释效果更强,表明生态环境建设对县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设脱钩关系的影响较大。

筛选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出之后中国发布的32份全国性城镇化政策文件,剖析SDGs与中国城镇化政策的耦合关系和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政策较好地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政策导向逐渐由数量累积转变为质量提升,由城乡二元转变为城乡融合,由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由单要素管理转向现代化系统治理,由强调硬件建设转变为多维统筹的软硬件协同推进。从空间指向来看,城镇化政策尤其关注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地区为顶点的“菱形”区域。中国城镇化政策与SDGs各目标的匹配不够均衡,SDG11内部子目标之间也有较大差距;已有政策对性别平等、清洁能源、城市遗产、城市灾害等子目标关注不足。未来应加强中国城镇化政策与SDGs的协同衔接,增强城镇化政策的区域协调与公平性,建立面向SDGs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制度,以推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框架下,选取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向外辐射区域的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视角探讨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建设对周边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旨在为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均衡发展提供有益视角。结果表明: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建设通过引导要素流动发挥辐射效应,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北京公共服务辐射性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环京地区要素的“虹吸”,导致周边腹地要素流失,遏制了区域公共服务高质量均衡发展进程。上海公共服务建设对周边地区要素资源呈先“虹吸”后“反哺”态势,有效带动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

利用标准差椭圆及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究长三角地区养老设施的演化规律,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一体化政策对各城市养老设施的影响效应与动力机制,基于核心-边缘理论考察该政策对于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影响效应的差异,利用极化指数分析长三角养老设施发展的极化趋势。结果表明:(1)长三角养老设施的空间格局正经历着由高度集聚向广泛扩散的转变;(2)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带动了城市养老设施的发展,同时该政策对都市圈边缘地区的影响效应相比于核心城市更为显著;(3)区域一体化政策有助于缩小城市间养老设施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引入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 SES)框架,深入剖析城市群城镇空间演化的多利益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以呼包鄂城市群2010—2020年的城镇空间为例,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测度多利益主体行动对城镇空间演化的影响贡献。结果表明:(1)呼包鄂城市群城镇空间扩张面积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玉泉区、赛罕区和土默特左旗等中部地区,呈现出“中部扩张快、南北扩张慢”的演化态势。(2)2010—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城镇空间演化的关键要素,2015—2020年,人类活跃度是影响城镇空间演化的关键要素,且二者交互后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最强。(3)政府-市场-公众等多利益主体行动对城镇空间演化扩张具有重要影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越来越大。研究可为城市群城镇空间演化、呼包鄂城市群以及其他类似的区域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

秉持餐饮业发展质量和数量同等重要的原则,根据美团网注册商户点评数量和综合评分构建餐饮业发展水平指标,采用核密度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上海市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呈现“核心-外围”圈层分布和沿道路延伸的特征;(2)不同类型餐饮业集聚差异较大,本帮江浙餐饮与外来传统地方菜系属于“单核集聚”,国际餐饮则是“双核联动”,休闲小吃快餐表现出“多核组团”面状集聚特征;(3)不同类型餐饮业影响因素及强度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写字楼、商业中心、人口对餐饮业发展具有正向引导作用,路网、三甲医院具有反向抑制作用。

以我国滨海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导航电子地图API实时交通大数据与GIS技术,构建时间成本模型,系统分析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高铁3个时代下滨海城市一日游、周末游可达性时空演变及其竞合效应。结果表明:(1)公路时代滨海城市可达性以东部地区为主,高铁开通后显著向内陆延伸,周末游覆盖范围扩展至中部多数地区;(2)交通网络演进推动可达性水平提升,形成“廊道扩散-均衡拓展”的时空格局。其中,高铁时代一日游沿交通干线呈“东北高、华南高、中部低”的廊道特征,周末游呈现“东北—西南不规则、华北东西贯穿、华中环状”等多样化空间格局;(3)交通变革引发“竞争加剧-合作互补”的竞合效应。普通公路时代以周边城市竞争为主,高铁时代竞争向内陆扩散,在华中地区尤其显著。同时,高铁促进跨区域合作,形成“旅游中心+交通枢纽”“旅游中心+特色资源”等新型合作模式,推动滨海与腹地形成协同发展格局。

以民族地区16个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为研究对象,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组态视角对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旅游因素及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示范县的乡村振兴水平整体较高,柳州市鱼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最高,博乐市(1.177)、青铜峡市(1.125)的乡村振兴水平处于最低等级;(2)单个旅游因素并不是构成高水平乡村振兴发展的必要条件,多个旅游因素的组合才能高效促进乡村振兴,且乡村振兴旅游作用路径各异,研究共得到3条代表性的乡村振兴旅游路径:活力迸发型、资源驱动型和区位辐射型;(3)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受限的主要因素在于旅游区位的缺失,在缺少旅游区位的情况下,即使有经济收入和资金支持,也不能带来高效的乡村振兴发展。

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市中心城区、平原城市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对两者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自然、山地城市景点是重庆市旅游流到访的高频旅游节点;人文、特色城市景点是成都市旅游流到访的高频旅游节点。(2)重庆市旅游流空间上呈现“核心大聚集-边缘小聚集”结构,组团现象明显;成都市旅游流空间上呈现“核心聚集-边缘分散”结构,分散现象明显。(3)重庆市旅游流呈团状分布,重庆市旅游流与成都市旅游流相比,其网络密度较高;成都市旅游流受地理环境限制较小,空间上呈现“广而散”的特征,成都市旅游流网络聚类系数较重庆市高。(4)重庆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单模块中心结构,强对流主要集中在中心模块内部节点之间;成都市旅游流呈现多模块中心结构,不同模块的核心节点相互流动。

基于实施利益相关者交互评价、预设问题评价、个人参与属性评价三次开发,构建一个多维度评价方法,使用多个算法和分析工具完成石家庄市域4A级以上景区问卷/访谈调查数据的加工处理,旨在通过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特征阐释旅游协治基础的形成。结果表明:公共机构的角色改进和具有参与能力的个人介入是旅游协治基础形成和产出质量提高的两种途径。公共机构在促进利益相关者网络节点密集链接以及在构建网络密集子群过程中表现突出,旅游协治的实施将依赖于以管理者为中心并导引多元主体参与的协治网络。由积极促进者组成的代表性群体网络将使旅游协治处于较高层面,基于此可设计和执行一种协治集群。研究结果揭示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对旅游协治基础形成及其产出质量提高所发挥的作用。

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5个维度,构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地理探测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构建评价模型,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揭示其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凤凰古城的旅游高质量发展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并由景区内沱江两岸及其南部的历史文化街区向四周递减;(2)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状态与古城保护的区划状态呈现高度一致性;(3)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五维度的主要驱动因子分别是旅游资源创新组合能力、游客满意度、环境质量优良度、旅游开放度和文化传播传承度;(4)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两个维度对凤凰古城旅游高质量发展提升效果最大。

从粮食、谷物和口粮3个层次研究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基于2000—2022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粮食、谷物、口粮面板数据,应用生产集中度、重心统计法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变化,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时空格局演进的因素。结果表明:(1)粮食、谷物集中度由南高北低变为北高南低,口粮生产在中部地区和南方集聚,东北地区口粮生产集中度持续提高;(2)粮食、谷物、口粮生产重心均向东北方向移动,相对方位是粮食靠西,谷物向东北,口粮偏南;(3)粮食、谷物、口粮生产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4)粮食、谷物、口粮生产的时空格局受到受灾面积、人均GDP、化肥施用量、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提出按照区域粮食生产优势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升农业科技防灾减灾能力,实行区域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并制定更精准的粮食、谷物和口粮补贴政策等建议。

基于2011—2021年西北五省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耦合协调度模型、密度估计等方法对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与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西北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绿色发展在较长时间序列内产生积极影响。且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强,数字信息与数字服务对农业绿色发展始终产生较强积极影响。西北五省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逐年上升,但空间差异明显。 基于此,提出加大对高新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研发力度;支持数字金融嵌入乡村,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加强对数字信息监管力度,避免风险,保护农户利益。

通过表征农户的生计恢复能力和福祉水平的组态模式,以及不同组态模式下农户的生计策略、收入来源、信息获取渠道的差异,进一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农户“恢复力-福祉”组态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榆阳区农户主要形成“高恢复力-高福祉”模式,府谷县和神木市农户主要形成“低恢复力-低福祉”模式。(2)“高恢复力-高福祉”为最优组态模式,该类家庭以非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占比最高,兼业为主的生计策略占比高于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3)与“低恢复力-低福祉”模式相比,个人实施改变地形和治沙的水土保持措施、政府组织实施并采取植树种草和生物结皮培育的水土保持技术更容易促进农户实现最优组态模式。

为优化黄河流域产业布局,以制造业集聚推动全流域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制造业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上、中、下游制造业集聚效应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水平有待提高,其对全流域绿色TFP未起到明显促进作用,但通过空间溢出有力推动了周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从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上游绿色TFP表现出抑制作用,但对中、下游绿色TFP均表现出推动作用。为充分发挥制造业集聚的正向效应,黄河流域应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畅通产业链循环,拓宽产业链分工,以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绿色发展。

基于黄河流域六省区1 31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耕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的异质性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耕地转入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采纳行为和数量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耕地转入仅对户主年龄较小、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人数较少且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耕地转入对种植管理与收获环节外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整地环节外包并无显著促进作用。(3)耕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耕地转入面积大于0.6 hm²时,耕地转入面积开始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外包采纳数量产生显著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