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动态演进、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全国及三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2)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俱乐部趋同特征,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纳入空间因素后,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总体上在不断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引致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因素。(4)城镇化水平、技术创新和财政分权对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水平、教育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则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1998—2023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探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998—2023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融合程度总体上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但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融合水平不断提高,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异逐渐趋于平衡。地区间差异是融合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但差异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地区内部差异对融合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且表现为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格局。政策支持、旅游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基于2011—2021年我国22个城市群中21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实证分析金融集聚、经济韧性与城市群高质量联动发展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城市群高质量联动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大致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2)金融集聚能显著促进城市群高质量联动发展;(3)金融集聚可通过提升经济韧性推动城市群高质量联动发展,其中经济韧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强化作用明显高于调控力;(4)多核城市群与发达城市群的金融集聚对城市群高质量联动发展的提升效应强于单核城市群和欠发达城市群;(5)金融集聚、经济韧性对城市群高质量联动发展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11—2022年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协调发展与绿色生态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趋势及其障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京津冀区域三系统的评价指数均得到显著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距,北京处于领先地位。(2)京津冀区域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北京处于领先地位,天津紧随其后,河北的耦合协调水平最低。(3)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不足、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偏低均是阻碍京津冀区域耦合协调的主要原因。

当前,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重构期,RCEP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已经成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引擎。基于OECD世界投入产出表,借助WWZ分解法,构建RCEP区域价值链网络并分析网络结构特征演变趋势,再使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对影响RCEP区域价值链网络重构的内生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RCEP区域价值链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区域内各国的联系和合作日益紧密。(2)RCEP区域价值链网络重构趋势由分散向集中、多核向单核演变,核心-次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愈发明显,网络逐渐呈现“一超多强”新格局。(3)RCEP区域价值链网络重构受到互惠效应、多重连通效应、偏好依附效应等内生机制影响,并表现出时间依赖上的稳定性。

“流空间”视角下,区域空间组织形态的变化推动城市体系向网络化转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国或城市群视域,中部地区城际联系网络格局尚不明晰。通过构筑创新合作、企业关联和交通联系的多重流网络,对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的网络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并探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城市网络呈现多中心区域性集聚的特征,以长沙、武汉、郑州、合肥为核心形成了“三角形”的骨干网络,非均衡特征明显。(2)区域社群结构呈现5个或6个社区,其分布与行政区的地缘结构趋于一致,“核心-边缘”特征显著,城际要素流动的边界阻隔效应明显,跨省域联动发展效应有待提升。(3)多维邻近性和城际发展差距对于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形成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城市之间的组织邻近、制度邻近、创新基础差距是驱动中部地区城市网络形成的核心要素,而产业邻近、经济规模差距对于多维网络的异质结构具有较大影响。

基于中原城市群2013—2022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城市韧性指标评价体系及进行α收敛性检验,探究中原城市群城市综合韧性以及各子系统韧性时空分异特征,借助面板混合效应回归模型揭示中原城市群城市韧性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综合韧性值处于中等水平,高度韧性值城市数量较少。中度韧性城市和低度韧性城市呈现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心-外围”规律分布。(2)中原城市群城市综合韧性值的α收敛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表明中原城市群各城市的韧性值有均衡化发展趋势。(3)财政规模、市场容量、技术创新力对城市韧性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驱动城市韧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新基建等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培养城市韧性水平,注重数字相关产业合作和市场一体化建设,以促进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

选取黄河流域66个地级市2013—2022年相关数据,从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脆弱性和防灾减灾能力4个方面,构建黄河流域城市洪涝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融合CRITIC-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贝叶斯网络对黄河流域城市洪涝风险状态概率进行动态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灵敏度分析。进一步运用GIS空间分析和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揭示黄河流域城市洪涝风险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城市洪涝灾害处于高风险状态的概率持续增加,中高风险状态概率为0.74,未来流域有关城市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概率处于较高水平。(2)黄河流域城市洪涝风险的主要敏感性因素为年降雨量、年暴雨日、建设用地占比、高程相对标准差、地均GDP、人口密度、科技支出财政占比和排水管网密度等指标因子。(3)黄河流域城市洪涝风险呈中游向上游、中游向下游两端扩散的趋势。其中,上游城市洪涝风险呈加重态势,下游城市洪涝风险呈大范围集聚态势,总体呈现“西北—东南”方向格局。

综合利用POI及其相关属性数据,以重庆市中心城区居民小区作为15分钟生活圈基本研究单位,基于空间可达性、空间多样性、空间均衡性定量评价重庆市核心都市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为重庆市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活圈”提供针对性参考。结果表明:重庆市中心城区各类基础设施高可达性居民小区沿江分布;位于城市政治、经济中心的居民小区设施多样性往往更高;从基础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上看,冷热区域主要为中心-边缘型、南北分异型、多中心分布型3类结构,多类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明显,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地区建设强度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从人口分布、交通网络、城市发展沿革三方面分析了上述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冲突是中国国土空间治理的核心难题,协调城市建设与耕地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解决空间冲突的关键所在。以南京市为例,应用手机信令数据,从“人-地”关系角度界定城市活动地域范围并监测城市建设用地活动强度,进而以空间利用强度为导向,结合改进的FLUS模型,设置自然发展、经济优先、生态保护和耕地保护4种情景,在空间发展与保护平衡基础上划定城市开发边界(UGB)。结果表明:自然发展、经济优先、生态保护和耕地保护发展情景下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增速显著放缓;2030年南京市呈现拥江发展的城市布局,江北主城区将成为南京市未来发展战略重点;南京市中心城区呈现连续高强度活动,在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中要重点关注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的建设。建议动态把握区域建设用地整体情况,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寻求生态优先、集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基于2009—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了入境旅游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从总体来看,入境旅游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2)从作用机制来看,经济增长、吸引外资和科技创新是入境旅游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路径;(3)从异质性来看,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发达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入境旅游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4)从进一步分析来看,入境旅游在我国脱贫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研究丰富了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成果,同时为加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尽早摆脱贫困提供决策参考。

高铁网络与旅游联系的协同发展关乎地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命脉。基于长三角城际铁路网络,以高铁开通前后(2007年和2019年)为时间节点,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与修正引力模型评估铁路交通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并用规范耦合协调模型评估铁旅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收敛效应,显著增强了铁路交通的可达性,弱化了空间差异,尤其对苏北、浙南、皖西一带优化效应明显;(2)旅游经济联系及其总量加强,中心性减弱,形成“核心-边缘”式渐变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3)铁路网络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联系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均衡化态势,但大部分城市居于旅游系统相对滞后的状态。研究可为长三角高铁交通网络布局与旅游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长江三峡区域复杂的地理条件影响区域旅游景区可达性,为探究旅游景区可达性高低及影响因素,以网络文本分析法提取马蜂窝网、去哪儿网与携程网旅游网站游记数据,采用改进的旅游景区时空效用法可达性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旅游景区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并指出发展方向。结果表明:(1)长江三峡区域旅游景区可达性差异显著,东西两侧优于中部;(2)旅游景区可达性由吸引力、游玩时间与路网通行时间构成,受距最邻近市县距离、距最邻近水系距离、周边景区数量、坡度、高程与森林覆盖率的影响;(3)不同可达性类型景区对应着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以广西的凌云县、上林县、田东县为例,基于脱贫农户视角,构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评估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二者的衔接现状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调研区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耦合衔接等级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不同村庄、不同类型脱贫户之间存在差异性。(2)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耕地持有情况、劳动力素质、物质基础、产业帮扶、政治资源、信贷资源显著影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着力于5个方面,一是打破资源限制,盘活土地资源;二是强化教育保障,突破人才约束;三是完善基础设施,聚焦乡村建设;四是落实产业帮扶,完善帮扶结构;五是补齐资金短板,加大金融扶持。

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和生态宜居指标体系,基于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CRITIC-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Kernel估计法以及面板Tobit模型测度并分析中国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宜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区域差异、空间动态演进特征、差异因素来源。结果表明:全国乡村“产业-生态”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不高,均值为0.629,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时序演进除在2007年、2021年出现细微回落外,其他年份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八大地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俱乐部收敛状态,具有以长三角为核心、向周边扩散递减、向西部推进的特征;全国乡村“产业-生态”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呈现不规则的“M”型波动趋势,各区域的基尼系数均有其特殊性,差异来源以区域间和超变密度为主;全国及八大地区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呈现逐渐缩小的动态演变趋势;技术驱动、政策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对乡村“产业-生态”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效应。

在厘清适应性转型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干旱区绿洲乡村地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系统构成特征和发展困境,构建系统适应性转型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乡村地域系统适应性转型是指为了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压力冲击,乡村地域内核系统做出调整和响应、要素-结构-功能-韧性联动的过程和结果,其概念蕴涵适应对象、适应主体、适应状态和适应调控等内容。(2)干旱区绿洲乡村地域是以水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态系统,其耦合作用呈现“兼容—拮抗—兼容—协同—兼容—拮抗……”的周期性互动模式,演化趋势因发展阶段和适应性管理的差异而不同。(3)在水资源约束和农业活动干扰下,干旱区绿洲乡村地域系统发展存在威胁生态安全以及系统稳定性的风险,需构建系统适应性转型调控路径。(4)压缩农业规模、转移剩余劳动力,调整用水结构、普及节水技术,深化生态建设、改善生态功能是现阶段适应干旱区绿洲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调控路径。

以西北典型多民族脱贫地区陇西民族走廊为研究对象,选取233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运用可达性系数、最邻近指数和GWR回归模型等方法,探析陇西民族走廊脱贫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可达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走廊脱贫村落平均可达时间较长,整体可达性较差,2/3的脱贫村落可达性低于平均值,村落间可达性水平对比差异悬殊。(2)脱贫村落可达性空间分布南北分异显著,高可达性脱贫村落同时也是脱贫村落空间分布的高度聚集区,在陇西民族走廊南部的甘南高原、陇南山地,脱贫村落形成一个可达性分布低谷连片区。(3)可达性空间分异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按贡献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坡度、人口、路网密度、乡镇可达性、河流密度、道路可达性、GDP、地形起伏度、海拔和气温。不同影响因素对可达性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

基于浙江省43个村集体、1024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Logit模型,实证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功能对农户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和跨层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村级层面因素是解构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视角,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变异中有64.03%可归因于村域之间差异。(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对农户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直接赋能效应,主要通过带动农民参与产业发展,而非仅提供务工机会实现。(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农户共同富裕的跨层级机制表现为其经济功能通过强化农户物质资本、文化功能通过增强农户社会资本赋能农户共同富裕。最后,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四大功能的政策建议。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2002—2021年河南省各地市碳排放效率,通过构建合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LS)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碳排放效率,该结论在通过工具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时间窗口调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产业结构跃迁传导、工业生产效率跃升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碳排放效率的两条核心路径。(3)数字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异质性以及技术类型异质性,在豫中、豫东、豫南地区,更高的环境规制水平下以及电力工业类数字技术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更加显著。最后,基于实证分析提出构建“核心-边缘”技术扩散网络、“制度-技术”协同转型机制等提升路径。

基于1990—2020年土地利用面积计算生态承载力,借助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考察浙江三大城市群及包含的41个县域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格局,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生态承载力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效应。结果表明:(1)三大城市群的耕地、草地、水域面积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其中减少最多的为耕地,增加最多的为建设用地;(2)1990—2020年总生态承载力呈现“V”字形特征,但各县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略微下降趋势;(3)13个县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局部空间结构较不稳定,14个县域的局部空间依赖方向波动较大,整体未发生空间关联形态转移的概率较大,存在着较强的路径锁定效应;(4)综合脱钩指数整体以弱脱钩为主,但强脱钩县域数量逐渐增加,表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态势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