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0—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利用熵权法测得新质生产力得分,使用ArcGIS、地理探测器和进步指数对其时空演化、影响因素和提升路径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我国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呈上升态势,东部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2)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人均GDP、市场化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是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双因子影响作用显著大于单因子。(3)通过计算新质生产力进步指数,将新质生产力指数和其进步指数的均值作为原点,构建四象限图,发现处于低-低象限的省域数量最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空间较大。

基于人口普查和制造业统计数据,探究2000—2020年人口迁移和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从空间视角分析了人口迁移和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本、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均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趋势,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则一直呈扩散态势。(2)人口迁移格局表现出中西部部分省份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持续增强的态势。(3)从重心变动看,4类制造业重心均呈向西向南部转移的趋势,人口迁移重心变动有一定的滞后性。(4)4种类型制造业转移对缩小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解释力由大到小依次为资本、技术、能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人口迁移的解释力最弱。双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的交互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显著增强,尤其是人口迁移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交互作用。(5)分期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的方向一致时,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之一,探究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辨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区域差异及其空间关联性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且下游地区优于中上游地区;(2) 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3) 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明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强。

以黄河流域九省份为研究对象,构建物流绿色效率测度及驱动因素分解的三阶段模型。在运用排放因子法测算碳排放量的基础上,结合超效率SBM模型以及改进LMDI模型,从横向和纵向双维度对2013—2021年黄河流域物流绿色效率及驱动因素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3—2021年碳排放量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总体物流绿色效率反复震荡,热力和电力等能源的消耗比例有所提高;九省份物流绿色效率波动式上升,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空间上呈现“上游低、中下游高”的格局,且空间差异逐步扩大。因素分解显示,黄河流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时空异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是黄河流域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驱动因素,物流业运输强度与能源效率是主要制约因素,物流业运输强度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

基于中部地区2013—2022年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指数、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限效应模型,分析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并检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发展不均衡的态势;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优化水平之间存在错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优化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聚集类型为高低、低低和低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2)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通过影响技术效率有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3)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不同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导致了它们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不同。(4)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能够提供不同的赋能效应,存在合适的优化水平区间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

运用投影寻踪法,对长三角41个城市2013—2022年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序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动态QCA方法,探究其空间集聚特征和组态路径。结果表明:(1)时序演变方面,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距不断扩大;(2)空间分异方面,长三角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主要为“HH”型和“LL”型,且局部空间结构较为稳定;(3)在组态视角下,高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组态有8条路径,可归纳为“联动型”“技术-组织型”“技术-环境型”3种驱动模式。

基于协同发展视角,构建智慧物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云PDR-余弦相似度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智慧物流发展水平进行多维测度。结果表明:(1)从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上看,北京、天津、石家庄构成区域发展核心增长极,河北省内智慧物流中高发展水平城市呈现时序波动变化特征;(2)从空间维度上看,区域智慧物流发展呈现“京津石”三极,以及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且河北省发展动能呈现向东南部集聚趋势;(3)障碍因子分析表明,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专业化人才储备规模、数字技术渗透能力及环境协调机制建设构成制约区域智慧物流升级的四大关键要素。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促进区域智慧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青海河湟地区“三生”空间格局时空演化特征,总结区域人地关系模式,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青海河湟地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分别占国土空间的72%,23%和5%;“三生”空间转换主要发生在生产-生态空间和生活-生产空间之间,且生活空间呈增长态势,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依据“三生”空间面积、转换特征和功能协同性,本区包含生态功能主导型、生产-生态复合功能型、生态-生产复合功能型和生活-生产复合功能型4种主导功能类型,人地关系囊括河谷型都市人地关系、河谷型城乡人地关系和高原山地型游牧人地关系3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模式。应结合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发展,以实现“三生”功能协同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采用地均养老机构数(每km²的养老机构数)和人均养老床位数(每万名65岁以上老人的养老床位数)度量地级市的养老设施水平。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误差模型以及Dagum基尼系数和Shapley分解方法分析养老设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地均养老机构数和人均养老床位数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前者的分异程度更大;(2)地区的收入水平、性别结构、民族结构和空气质量这4个侧重影响需求的因素,以及医疗资源和服务劳动这两个侧重影响供给的因素,显著影响了养老设施水平;(3)在全国养老设施不均衡之中,省间净差距部分最大,省间交叠部分次之,省内差距部分最小,所以在制定降低全国养老设施不均衡的政策时,应优先从国家层面针对各省份着力,其次是从国家层面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城市着力;(4)各因素对各省份内部差距影响的差异大,所以各省份在降低本省内部的养老设施差距时,应注意因地制宜、具体分析。

基于城际专利权转移数据,以地级市为空间单元,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考察长江经济带城际创新流动网络格局,并对各城市在网络中的职能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际创新联系强度分布不均,少数城市之间创新联系紧密而多数城市之间创新联系松散,总体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并向中上游地区吸引和辐射的“核心-边缘”结构。(2)长江经济带呈现以三大城市群为主体的跨区创新流动格局特征,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城际创新流动强度存在明显的阈值区间,城际创新流动集中在400 km以内并呈现一定的距离衰减特征。(3)各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悬殊,空间分化现象显著,中心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带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具有较高的网络中心度。各城市按照其在创新网络中的节点价值和创新职能可进一步划分为首位城市、核心枢纽城市、重要节点城市、区域节点城市和地方节点城市5种职能类型。

从时空演变的角度对2010—2022年郑州都市圈及其紧密协作层的国土“三区空间”的时空演化进行分析,定量分析其三类空间的演化特征、规模和演化机制条件,为郑州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高质量发展以及后续的空间规划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结果表明:郑州都市圈内外圈层国土构成均以农业空间为主,“三区空间”之间演化剧烈,城镇空间大范围扩张,其他空间范围不同程度减少;城镇空间总量的增幅主要来自于对农业空间的占用,生态空间的变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沿线及都市圈西南的山区地形,主要由绿色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转换导致;“三区空间”的相互转化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程度的聚集或分散的特性,各类空间变化的分布有其相应的规律;空间演化的规模主要受到经济社会、自然地理条件等因子的影响,不同转化类型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且相同因子作用强度也有所差距。

为调查中俄游客来东北地区旅游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短视频、满意度对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予以实证。结果表明:(1)情感形象是短视频影响俄罗斯游客行为意向路径中较为重要的因素;(2)东北旅游地的视频的制作、运营、宣传等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不能够有效地刺激俄罗斯游客跨境旅游;(3)东北地区旅游设施、服务等是影响中外游客重游意愿的关键。最后,从东北三省旅游地形象建设、服务质量提升以及旅游业发展转型3个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百度指数与抖音话题浏览量,采用定量分析、空间可视化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从多个地理尺度揭示川藏线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层面,川藏线旅游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呈现季节波动性与年际异质性双重特征。(2)空间层面,客源地关注度呈现经济、区位双因素导向性规律;目的地旅游关注度呈现“东高西低,小集中、大分散”的空间格局,景区关注度呈现“东西高、中部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县域关注度极化效应明显,其中旅游与景区关注度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反向差异。(3)影响因素层面,川藏线旅游网络关注度差异的形成是网络、经济、人口、交通、旅游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需在平衡川藏线旅游淡旺季差异、促进各级旅游目的地均衡发展以及加强旅游新媒体建设方面展开规划设计与政策实施。

以草原天路风景道为例,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探索风景道游客感知价值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使用扎根理论探索和识别风景道游客感知价值的维度并进行量表开发,使用定量研究方法检验风景道感知价值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作用。质性研究结果表明,风景道游客感知价值由感知成本、景观环境价值、驾驶体验价值、旅游服务价值、情感价值5个维度构成,量表共计15个题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景观环境价值、驾驶体验价值、旅游服务价值、情感价值对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感知成本对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

以湖南省长沙市靖港古镇为案例地,基于建构主义视角,运用问卷调查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方法,探讨游客地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地方依恋对游客忠诚度的影响机制,并揭示地方依恋各维度的内在联系和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地域文化客观原真性感知和建构原真性感知均显著影响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但仅有建构原真性感知显著影响社会联结。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社会联结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地方依恋各维度均显著影响游客忠诚度,并在地域文化原真性感知和游客忠诚度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作用。

以浙江楠溪江流域的屿北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1960年、2007年、2012年、2018年、2024年5个时期的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句法分析技术,结合历史影像数据和实地调查,对屿北村的空间形态进行系统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屿北村边界由团状聚落逐步演变为带有指状倾向的形态,建筑肌理形态经历了从集中型布局向多中心扩散型布局的显著演变,街巷结构由简单的放射状逐渐转变为复杂的网格状。政策导向在聚落空间形态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结合经济、文化和自然因素,共同推动了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基于研究发现,提出了传统聚落空间形态保护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楠溪江流域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传统聚落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以成渝城市群县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千年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中国人类福祉功能结构,构建人类福祉的多层次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随机森林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00—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内在耦合和发展水平,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成渝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缓慢下降,空间分异明显,人类福祉指数整体由0.31提高至0.54。(2)2000—2020年,成渝城市群超90%的县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或稳定态势,其内部生态系统服务逐渐滞后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度在成都、重庆和内江市主城区呈低-低聚集,在城市群外围山区呈高-高聚集分布。(3)城市化进程始终作为耦合协调的主导因素与工业发展水平一样产生负面作用,植被覆盖、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的缩小整体有利于促进耦合协调。

以滇中城市群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阐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人类福祉的耦合关系特征。以全局和局部综合视角,基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以及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分析驱动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2010—2020年,滇中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减后增,大部分地区人类福祉不同程度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各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但总体向协调发展,耦合协调类型由中心向四周呈现“失调衰退—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特征,“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U”型曲线趋势面特征显著;(3)距水域距离成为影响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的主导因素,且回归系数为正向影响,人口密度、人类活动强度以及路网密度呈负向影响。

使用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和嵌入面板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PGTWR)的STIRPAT模型研究2006—2021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流域内的城市碳排放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且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形成了东部热点和西部冷点;碳排放在东南—西北方向有扩张趋势,在西南方向上向心集聚,重心向东迁移。单一局部点的碳排放受到流域内所有城市不超过13年的时空溢出效应影响。各因素的影响存在时空异质性。时间趋势上,产业结构、经济发展、耕地产出强度和能源强度的促进作用总体减弱,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人口城镇化、城市扩张强度、资本增量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抑制作用整体增强。空间分布上,中西部城市受能源强度、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人口城镇化影响更明显,耕地产出强度和城市扩张强度在东部城市的影响更强,产业结构则对资源型城市有较强影响。此外,资本增量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流域西部,城市空间结构的抑制性则集中于北部。

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共同富裕水平及耦合协调程度,并利用Tobit模型探测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0年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其中嘉兴、杭州、宁波增长较快;较高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城市稳定在丽水和舟山;多数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2)2005—2020年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先上升后下降再快速上升,从濒临失调衰退转变为中级协调发展阶段;(3)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教育水平、环境规制、城镇化对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具有正向作用,而资源集聚和经济发展呈现负面影响。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河南省淅川县为研究区域,依据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标准,利用统计、遥感和气象等多源数据,采用统计学、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开展淅川县GEP核算。结果表明:2020年淅川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1 138.23亿元。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言,生态调节服务价值最大,为989.67亿元,占GEP的86.95%;生态物质产品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相对较小,分别为95.79亿元和52.77亿元,占比分别为8.42%和4.63%。就生态调节服务项目而言,水资源调节价值最大,占GEP的43.68%;气候调节、水质净化和洪水调蓄总价值次之。2000—2020年,淅川县水域生态系统变化最大,增加量达189.72 km²,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最为显著。GEP核算结果反映出淅川县生态系统运行状况良好、生态服务价值可观,可为流域生态保护成效评估、“两山”高效转化和地方政府的绿色政绩考核提供参考依据。

综合运用固定面板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能促进共同富裕发展,但存在维度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产业维度和西部地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最大。(2)耦合协调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累进式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同时,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了门槛效应。(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能够推动本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其所伴随的空间溢出效应,还可促进周边其他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为推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2023年山东省潍坊市8个县(市)的村庄与农户问卷调查,系统考察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相对较高,但区域发展失衡,村庄之间差异明显,农民主观福祉较高;(2)借助OLS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主观福祉,在利用2SLS方法检验模型内生性问题以及PSM样本匹配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3)在作用机制上,利用逐步回归、Bootstrap等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集体经济—社会资本—主观福祉”影响路径的存在,农村集体经济会通过减少社会资本而降低农民主观福祉,中介效应占比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