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特征与生产力要素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2011—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关联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在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中,东部地区省份主要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接受来自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溢出。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以单向传导为主,省份间“互惠互利”的协同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将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形成。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上的邻近关系促进了省域间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传导,在新质生产力水平相近的省份间形成了内部流通子群。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条件β收敛模型,探究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空间分异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1)2015—2022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东部沿海发展水平最高,西北地区发展水平最低;(2)各经济区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变大,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子群间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3)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β系数为负,但未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不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效应。

采用熵值法对大运河文化带的新质生产力进行测算,并深入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极限梯度提升算法-可解释机器学习(XGBoost-SHAP)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相比于绿色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占新质生产力比例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北京、江苏、浙江部分地级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峰,河南、安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低谷,且2020年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均有所提升。其聚集效应沿大运河呈现“三角”分布现象,且表现出“两角聚集夹分异”的发展趋势。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为影响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主导因素,且各个主导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基于2010—202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2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低。(2)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关联性呈“M”型演化态势。(3)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子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因子对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因子间交互作用会增强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运用相关模型分析我国省域在2015—2021年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的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等显著提升但生态环境呈波动变化趋势;(2)各二元系统和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系统的增幅最大;(3)复合系统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和沿海高于内地的状态,其分布与地区发展水平呈正相关;(4)政府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影响因素对复合系统协调度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基于三者耦合结果提出促进各省域乃至全国的协调发展对策。

选取2016—2021年中国12个城市群的147个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将经济流、产业流的流空间数据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分组相结合,采用Meta-超效率SBM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流空间综合矩阵,对城市生态位和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以及城市生态位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效应”,各城市之间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网络中受益型、均衡型和扩散型3类城市的生态位占比分别为43.54%,6.12%,50.34%;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着极化现象以及缺乏技术补偿问题。为提升区域协同发展,在发挥区域次级核心的集散作用、促进技术与产业的有效结合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2012—2022年中国11个主要城市群的数据,采取Dagum分解方法、核密度非参数分析方法及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集聚水平的空间差异、分布动态及空间收敛。结果表明:(1)从空间差异来看,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集聚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其中组间差异的贡献最大,但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而超变密度的贡献整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2)从分布动态来看,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集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多数城市群极化现象不明显。(3)从空间收敛来看,城市群总体和其中的10个城市群不存在σ收敛,仅呼包鄂榆城市群存在σ收敛;β收敛表现则相反,仅呼包鄂榆城市群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其余全部存在β收敛。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0—2022年河南省105个县(市)的国土空间效率,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国土空间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2年不同空间效率梯度差异明显,空间动态性和非均质性特征并存。(2)效率网络演化等级跃迁明显,但各个空间仍以低连接水平的五级网络为主,豫南地区空间关联处于网络边缘。(3)网络密度先升后降,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但仍存在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及关系不紧密等问题。(4)网络核心位置呈现出由郑州—洛阳向郑州—开封—许昌转移的带状结构,郑州始终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新乡、许昌是联系豫北和豫南地区的关键节点;各板块间空间聚类现象显著,但并未形成良好的循环传递框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城市出现人口减少、经济增速整体性放缓、空间变化上呈“城市收缩”现象。在总结城市收缩的基础内涵上,对狭义的人口收缩和广义的人口、经济、空间多维度的综合收缩进行对比分析,以中国34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收缩度模型识别我国2000—2020年各类收缩城市,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2020年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极值区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建设用地面积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北部。(2)2000—2020年狭义收缩城市在空间上向西迁移,且以轻度收缩为主,2010—2020年狭义收缩城市数量将近达到中国城市总数的一半。(3)2000—2010年广义收缩城市数量已经超过所有地级市总数的一半,空间演变上呈现从南向北迁移的趋势。(4)各类收缩城市的总量呈递增趋势,主要由绝对收缩城市数量增加引起,且绝对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东北地区一直是各类收缩城市的主要分布区。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的背景下,探究养老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和均衡性对缓解养老压力、促进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引入单一阈值和四级分段阈值,借助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从床位和从业人员两方面分析了重庆市合川区养老机构可达性及均衡性。结果表明:(1)合川区养老机构可达性呈核式分布,由核向外依次递减,整体可达性较差,且各个地区差异明显,可达性相对较高的乡镇街道主要分布在区县中央。(2)超过半数乡镇养老供需处于低度协调耦合阶段,养老产业发展空间很大。(3)养老资源与老年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两种阈值情况下,低-高聚集、高-高聚集均集中于区县中部,该区域养老资源相对充足,但全区千人床位数、千人从业人员数均偏低,养老资源供不应求。(4)应加强区县北部及边缘地区各个乡镇街道的医院、公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养老机构建设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养老机构的可达性,促进该区域养老产业的和谐发展。

基于设施空间配置水平与生活圈人口分布的匹配关系,以郑州市建成区为例,深入分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特征、空间格局及其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模拟各类设施规划路径并提出机制完善建议。结果表明:① 各类设施呈现“核心集中、边缘扩散”的空间集聚状态,不同类型设施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差异;② 各类设施供给水平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之间匹配不足,建成区内设施覆盖不全或覆盖不均的区域面积较大;③ 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设施与人口的匹配程度差异明显,适配性较高的生活圈主要分布于城市或区级中心地带,而失配生活圈主要分布于城市边缘区域;④ 新增103个幼儿园、155所小学、2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207个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后,各类设施与人口的适配性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基于改进后的空间句法(sDNA)模型,在传统特征价格模型中引入街景图像因子,构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以合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探讨街道品质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合肥市中心城区街道品质总体呈现一环老城区最高、逐渐向外围圈层式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边缘呈现散点性的高值区零星分布;(2)街道品质特征中全局穿行度、绿视率、天空开敞度、界面围合度、步行交通完善度与住宅价格呈正相关,其中天空开敞度的影响最强,天空开敞视觉面积每提高1.000%会带动住宅价格提高0.222%。(3)具有较强影响系数的天空开敞度整体呈现南高北低、全局穿行度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绿视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界面围合度整体表现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分布格局。

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基础上加入多出行方式的考量,以广东省湛江市中心城区为例,从供给、需求两方面综合测度公园绿地可达性,探究公园绿地分布在老龄群体及其不同经济群体间的关系,并探讨其公平性。结果表明:(1)公园绿地可达性呈显著“核心-边缘”结构,由中心向外围递减,集聚特征明显,存在16.34%的“隐性盲区”。(2)根据绿地需求和资源供给分布情况,公园绿地空间可分为享有型、一般型和稀缺型3种类型,供需不平衡是造成其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3)整体上,公园绿地在老龄群体间存在较大分配差距,而不同经济群体间分配差距较小。(4)中心城区存在的低可达、不公平单元需通过更新单元规划布局、提升道路建设和优化公园绿地布局等差异化方式实现向高可达-公平转变。

基于红25军长征这一特定历史线路,综合运用ArcGIS 10.8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与主观评估方法,对红25军长征豫陕甘段的红色文化遗产点进行空间布局分析与发展途径研究,旨在揭示沿线遗产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评估其保护现状与开发潜力,并基于游客行为分析探索红色旅游发展传播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红25军长征豫陕甘段红色文化遗产呈沿线带状分布、多核心的集聚特征,可为旅游规划提供依据;沿线遗产地具备旅游开发条件,便于构建遗产点之间以及遗产点与周边景点之间的联系,由线及面,打造红色旅游片区,优化红色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基于游客评论文本的反馈,进一步论证了多个遗产点和景区构建旅游路域、促进红色旅游与县域旅游的协同发展的可能性。

基于ArcGIS,Ucinet等软件,采用旅游时间、位置、文字等数字足迹数据,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方法,构建湖南省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湖南省旅游流的空间分布与网路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湖南省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西部、西北部核心聚集,东部次核心聚集,中部、南部集中扩散以及少部分地区边缘化扩散的特征;湖南省旅游流网络规模大、整体密度偏低,呈明显的局部集中形态;武陵源、橘子洲、岳麓山、凤凰古城、南岳衡山等节点在湖南省旅游流的发散、集聚、联系、中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交通可达性、空间邻近性等是影响湖南省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的主要因素。基于此,从完善交通网络、强化景区联结、加强景区营销、缩小景区差异等方面提出了湖南省旅游流网络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选择海南岛91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统计法、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究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海南岛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有较强的不均衡性,并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一团多点”的格局。(2)海南岛大部分传统村落趋向于分布在地势低平、水源充沛、植被覆盖度高、文物单位集中的城市交接带或城市远郊,并依托县道作为联系道路。(3)总体上,地域文化影响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自然环境最弱,且各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海南岛传统村落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的形成,自然因素尤其是资源条件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转型和保护。(4)在海南岛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具有主导性的驱动作用,应重视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的多元性,保护文化本底。

以江西省婺源县为典型案例地,基于乡村民宿样本基本信息,综合运用传统数理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刻画民宿价格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深入探究民宿价格的影响机制,提出促进县域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结果表明:(1)乡村民宿价格差异集中体现在东—西方向,整体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中高周低”的空间格局。高价民宿以带状和散点状分布为主,低价民宿则连片分布于外围边缘地区或嵌入高价区域。(2)乡村民宿价格在地域内的关联性较强、集聚效应显著,高价格民宿集聚区多以旅游资源为基础,而低价位民宿集聚区则具有显著的交通指向特征。(3)民宿价格的地域分异是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房源特征是影响民宿价格的主导因子,而环境、区位和邻里特征等具体指标对民宿价格的影响具有方向性和异质性。在乡村民宿开发建设过程中应差异化与品牌化并重、注重市场规范与资源整合、关注设施提升与体验优化,以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以陇中黄土丘陵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古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构建其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类型划分,通过引入聚落“双修”理念,针对性地对村落的保护发展路径进行探索。结果表明:(1)当前村落处于失活状态,受地域生态环境、本土文化保护、村落经济活力、保护发展机制及村民意愿诉求5类因子综合影响显著,其因子得分越高,村落的活态化发展水平越高。(2)影响村落活态发展的指标因素中,历史文化、村民诉求两个因素影响最大,而生态环境、经济产业及保护机制3个因素次之。(3)依据指标体系和村落现实困境,优先从生态、文化、经济、机制以及人口5个方面因地制宜地制定当前地区村落保护发展的路径策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水质安全,发展绿色产业与生态旅游等举措可以从根源上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基于生态旅游发展论述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从优势、机遇、劣势、威胁4个方面对水源区生态旅游创新发展进行了SWOT分析,提出了水源区生态旅游创新发展要遵循生态优先、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多元化发展的四大基本原则,最后从七大方面论述了水源区生态旅游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安徽省第一、二、三批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安徽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整体呈现集聚、不均衡分布特征。尽管各批次示范村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化,但已创建示范村空间分布却趋于集聚化。(2)示范村空间分布具有“主要集聚地数量基本不变、范围不断扩大、集聚程度不断加深”的演变特点,当前呈现“两横三纵”分布格局,“两横”分别是长江沿线集聚带和淮河北岸沿线集聚带,“三纵”分别是皖中阜六铁路—大别山东北麓沿线集聚带、皖南九华山—黄山沿线集聚带和皖南环宁集聚带。(3)路网密度、人均GDP和河网密度是示范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并且前两者分别与到5A级景区距离的交互作用对示范村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总体上,区位交通和政府干预是示范村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

大城市周边乡村作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地区,剖析其转型过程与动力机制将有助于深化对乡村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浙江省仙潭村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系统剖析大城市周边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仙潭村历经“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的转型过程。县镇两级政府、村委、民宿业主、村民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景观等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仙潭村转型行动者网络经历了构建与转换两个阶段。(2)乡村转型的核心行动者从以外来价值发现者、乡贤精英和本地农家乐老板组成的民宿业主向地方政府与民宿业主合作更替;强制通行点(OPP)从“发展民宿经济,建立面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性乡村”转向“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乡村”。(3)在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行动者协同参与、行动者主导力量与行动策略组合构成乡村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框架。未来,大城市周边乡村需要结合自身禀赋和历史基础,注重多元主体的吸纳,统筹推动乡村转型发展。

在厘清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Super-EBM模型对2011—2023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水平和生态福利绩效进行定量测度,刻画其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运用基准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数字经济水平空间分布非均衡性突出,形成京津、江浙沪和珠三角三极格局;生态福利绩效在省际间极差化特征明显,并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省域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成为提高生态资源转化效率和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动力。(3)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省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改善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其对东部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强。应立足区域发展差异,充分激发数字经济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福祉改善方面的赋能效应。

运用Tapio脱钩指数、空间自相关与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探讨2001—2022年我国省际碳排放脱钩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根据收敛模型进行俱乐部划分分析从而揭示我国省际脱钩关系的演变以寻求低碳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 2001—2022年我国各省份的脱钩类型由多样化共存逐步发展到以弱脱钩为主导,整体发展形势向好。(2) 碳排放脱钩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显著,局部空间发展以L-L聚集为主,东西空间分异愈发显著,出现极化效应。(3) 较少出现跨越性的脱钩转移,且转移概率受邻域脱钩状态影响存在差异。理想脱钩省份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发挥低碳锁定作用,而脱钩不理想省份则会发挥负向溢出效应。(4) 我国整体脱钩水平尚未达到同一稳态,局部检验共得到6个收敛俱乐部,内部表现出较显著的趋同效应。

基于1990—2020年人口统计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线性趋势分析等方法,研究西北五省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1990—2020年西北五省人口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缩小,均处在低生育水平阶段。(2)西北五省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高值集聚区从研究区的西部逐渐迁移至东部和南部,而低值集聚区则由东南部向西部汇集,最终形成了“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