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区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是民族自治区的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背景下，如何提高民族自治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成为我国目前民生问题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参考同类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购买力平价重新计算了1990—201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收入，得到反映居民真实生活水平的综合可支配收入及表示区域差距的变异系数。数据表明：我国各地区长期存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态势，一些民族自治区的收入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甚至全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对此提出了提高民族自治区居民的收入、改善实际生活水平、缩小与全国和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调控对策。

借助社会网络方法和动态演化的视角，对1991—2010年长三角16个地区间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空间特征进行考察，剖析了各时段内网络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格局、网络节点的空间驱动机制和区域知识合作的空间选择倾向。结果表明: 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演化过程存在空间极化现象，以沪宁为轴线的苏南地区明显优于浙北地区；区域结网的空间驱动方式逐步由沪宁杭为主的大城市驱动向中小城市驱动转变；知识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并将长期存在。地理临近、行政区临近和知识规模临近是影响区际知识合作空间对象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中，知识规模临近的作用不断增强，而地理临近与行政区临近的作用则不断减弱。

利用中国大陆30个省份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测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运用Moran’s I指数观察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结构和特征。区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集群特征明显。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其关系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结构性、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均有积极的作用，区域间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仅对经济增长结构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劳动力数量是一把“双刃剑”，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并存；物资资本存量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主要体现出抑制作用。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动关系，运用Multilevel P2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从组织结构层次和个体层次探讨国家间经济联系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促进经济联动的基础，区域内部的贸易与投资等能够加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资本存量、产业结构等因素具有提供者效应，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因素具有接受者效应，都能够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动性。

采用多指标对安徽省2005—2014年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评价，并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分析10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将位序-规模法则应用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并从政策导向、地理区位等方面分析其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0年来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略有起伏，但总体相对稳定，近年来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区域之间有明显的集聚效应。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通过对国内有关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的研究文献在发表年代、成果名称及出处、指标主要构成、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来源等内容的对比分析，梳理出国内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定量和定性2个方面重新构建城镇化健康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公共服务与居民生活及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5个方面共计60个指标；定性指标体系涵盖城乡发展协调程度和城镇居民满意度2个方面共计32个指标。在测评方法上，学者们常用的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分析方法均适用于该指标体系。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实际测评时，要求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同时使用，且测评结果应基本相同。研究成果旨在为科学、全面评价中国城镇化质量提供一套可参考的指标体系。

借助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从回族经济模式在河南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出发，分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回族经济模式对回族认同的历史作用。研究表明，河南回族经济在经历了唐宋时期“住豫”蕃客的商业活动、元代回族农业经济的兴起和定型、明清时期转向回族商业3个阶段后，在近代突出地域特色，出现了大量回族办实业现象，回族商业经济向新的高层次发展。在河南回族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回族认同始终通过经济模式的载体而得以充分展现出来。

基于对健康城镇化的理解，构建包括状态层面和动力层面的健康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泰尔指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河南省健康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其时间演变特征为：状态层面上，2002—2014年河南省健康城镇化水平呈现波动、快速增长的特征；社会健康城镇化、经济健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健康对状态层面影响较大，其他方面的影响亦增大。动力层面上，推力和拉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持续增长，但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发展阶段来看，推力支持系统从2011年开始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拉力支持系统则在2011年稳定进入勉强协调阶段，拉力和推力支持系统均于2014年开始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其空间演变特征为：状态层面上，2002—2014年健康城镇化水平不断增长，区域差异缩小；动力层面上，拉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在增加的同时区域差异缩小，耦合协调度的2个解释性指标中，综合协调指数的区域差异缩小，而耦合度的区域差异增大；推力支持系统对健康城镇化的支撑在增强的同时区域差异缩小，综合协调指数和耦合度区域差异性趋小。在2个时间节点上，影响健康城镇化动力层面的深层次原因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

基于城市记忆视角，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以古代六朝至近代中华民国时段为界，分类梳理古地图、古诗词、古画卷、老照片等图文史料，结合符号学和质性研究方法，从地理和文化空间2个层面，溯源其历史发展过程，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凸显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在南京城市发展变迁中担负的城市记忆表征、民族文化传承、市井生活繁衍及地方特色沿袭等重要功能，为传统文化旅游地及城市文化空间的科学规划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正确的垃圾分类政策是实现垃圾分类的前提和保证。通过对南京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运用政策执行模糊-冲突模型，对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是高模糊-高冲突的，一种象征性执行政策，是无法真正落实的。通过协议使分类政策转变为低模糊-低冲突，或者通过强制执行使之转变为高冲突-低模糊政策,这些政策在南京市也是行不通的。南京市应调整垃圾分类政策，执行自下而上的低冲突-高模糊的政策，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最终形成南京市垃圾分类政策。

旅游节庆品牌认知是衡量游客认识和理解节庆品牌内涵及价值的标准，城市旅游节庆的主题也体现了城市意象的相关元素。在分析台北市地理区位、社会文化和城市功能等属性后，明确了台北具有“生态、创意、旅游”三大城市意象。以台北101跨年晚会为例，研究旅游节庆品牌认知对游客支持意愿的影响，分析旅游节庆对推广城市意象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品牌信任、品牌忠诚度是影响游客支持意愿的六大驱动因素；节庆品牌认知对支持意愿的影响存在年龄、学历和居住地三方面的群体差异性；基于城市意象特征塑造旅游节庆品牌有利于推广城市意象，并延长节庆品牌的生命周期。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我国古镇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开发和经营中遇到了诸多问题，乌镇二期则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径，实现了古镇旅游的提升和转型。在分析古镇旅游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权、产品、经营和社区参与度4个维度上系统地解析了乌镇旅游发展模式，并针对目前古镇旅游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建议，为其他古镇的合理开发、发展模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以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分别提取2000,2004,2009，2013年西安都市圈居住空间信息，并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3年居住空间扩展幅度明显，经历了快-慢-稍快的扩展模式，增加面积为872.26 km2；（2）未来发展仍以大都市中心集聚模式为主，而县城居住地和地级市居住地将是潜在发展区；（3）人口的发展对居住空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西安市城郊和县城的人口承载能力相对较大，将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流入地，而其他地级市人口出现负增长；（4）城市居住空间的发展与工业及服务业的承接和演替非常紧密，而农村居住空间的发展同样主要受区域工业和服务业的影响，农业对居住空间演变只起辅助作用。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指数和SPOT-VEGETATION逐旬NDVI数据构建人居指数，模拟武汉市2000,2012年人口空间分布。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时空角度分析2000—2012年武汉市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利用夜间灯光强度估算方法可快速准确模拟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②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有向武汉市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具有“中间高周围低”的特征。③ 武汉市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根据局部自相关分析，“高-高”类型区主要分布在武昌、硚口、江汉、江岸等中心区，“低-高”类型区主要出现在江河流域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分布的“高-高”类型区扩大，表明武汉市人口在向中心城区聚集的过程中远城区也形成了相应的人口集聚中心。

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03—2013年辽宁省14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总体上呈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的趋势，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基本公共服务的市际间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低水平地区的“赶超效应”明显。空间上呈现出“中部凸起、两翼塌陷”的格局。各类型城市中，中心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资源型城市次之，一般地级市水平最差。

为探究资源型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运用变异系数法、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模型等，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借助ArcGIS 9.3软件平台综合分析鄂尔多斯市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变化，并对未来做出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4年,鄂尔多斯市人口和经济综合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提速缓慢，各旗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空间协调度大小有明显变化，协调等级呈现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等协调和良好协调，人口与经济基本保持原有协调关系；预测结果显示:到2025年地区协调度将达0.574，整体将发生初等协调向中等协调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实现同步发展。

以典型的干旱地区新疆为例，用熵值法计算1996—2014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各要素的权重，运用熵增定律对二者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呈现出非平稳的波浪形上升过程，耦合模式以磨合、拮抗型为主，显示出城镇化推进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且破坏程度在不断加剧，但恶化加剧的幅度却在不断缩小，趋于稳定。从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要素流”角度进行剖析，提出适合新疆城镇化生态发展的主要路径。

引入行为注记法对南京门东箍桶巷示范片区夜间旅游活动进行调研。通过分析旅游者行为与季节、节假日、夜晚时间点和休闲街区空间布局的相关性来研究夜游活动的时空规律。结果表明：人们习惯于在节假日、夏季夜晚出游，其中女性和中年旅游者比例最高，活动方式以动态活动为主，在19:30和20:30达到出游高峰；休闲街区人群密度与静态活动分布具有一致性，有多样吸引物的复合空间吸引力较大，女性对滨水空间、观影空间和手工艺展示区情有独钟，青少年偏爱滨水空间，而老年旅游者多集聚在亭廊空间中，中年人是户外咖啡座的主要使用人群。掌握不同旅游人群需求、拓展夜游时间广度、复合利用街区空间是休闲街区夜游开发应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