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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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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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张立新, 张家瑞
    2024, 43(1): 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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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Markov链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08—2020年中国省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变化幅度存在差异,中部和东部发展动力强劲,西部及东北地区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发展最为缓慢。(2)重心迁移速度有所加快,标准差椭圆面积不断缩小,东北方向的缩减趋势最为明显。(3)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空间关联特性显著,局部空间相关模式以东部地区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的低-低集聚为主。(4)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跨越式转移难以实现,跃迁只发生在相邻等级;高值省份的正向溢出要大于低值省份的负向溢出。(5)规模增长、创新驱动、综合效益和绿色节能的障碍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作用逐渐增强;财政支持、城镇化进程、能源消费结构、科技创新能力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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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时序演化特征研究
    晋良海, 李钰涵, 方梅, 陈颖, 张倩
    2024, 43(1): 9-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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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定义光伏产业政策叙事的3W框架,抽取光伏产业政策结构化内容,基于词频-逆文档算法,挖掘2011—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关键词;其次,采用共现网络方法,可视化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最后,耦合时序要素,对应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焦点。结果表明:2011—2019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聚焦于推广分布式光伏应用、解决光伏消纳等问题,而2020—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逐渐转向提升储能、保障消纳等方面。省域政策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度较高,政策主题基本保持一致,但省域政策会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施策,各地发展方向均有所侧重。从对应分析来看,不同阶段国家政策的叙事主题以及不同阶段省域政策的叙事主题均存在显著差异。省域政策年际间衔接紧密,政策执行力度强,政策寿命长;国家层级与省域层级的叙事主题和时间变量之间都存在非连续的局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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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研究
    关哲, 邵战林, 潘佩佩, 王晓旭
    2024, 43(1): 16-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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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9—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借助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作用程度及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以及两系统的发展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1999—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北—西南”走向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与椭圆重心移动方向相同,北部城市耦合协调度变化较大。(3)耦合协调影响因子中,经济水平回归系数最大。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大于各自单独作用时的解释力之和,呈非线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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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李蕴琳, 赵鹏军
    2024, 43(1): 23-3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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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人口、产业和环境三大维度相关的多源大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测定人口-产业-环境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协调度普遍较低,呈现明显的高值与低值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群内各地级市与不同城乡地域类型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差异不大。耦合协调度主要受产业维度产业链串联共生度与环境维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人口与产业维度因子间相关性强且呈正相关,但二者与环境维度因子呈负相关关系。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夯实南沙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以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保护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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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SDGs的黄土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时空分异及未来趋势研究
    谢欣圆, 朱婧
    2024, 43(1): 31-3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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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本土化是现阶段落实SDGs的核心任务。针对现有研究空间尺度大、时间尺度短的特点,以黄土高原地区348个县域作为研究区,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及采用莫兰指数评估2000—2020年可持续发展水平及时空演进特征,并利用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趋势进行探究。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在2000—2020年呈波动式上升,与中国整体平均水平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各县域发展存在一定差距,青海省所辖县域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各县域之间的空间正向关联性逐渐缩小,高-高聚集地区越来越多,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水平将持续提高。
  • 区域研究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构建进路
    范建民, 邢召伟
    2024, 43(1): 38-4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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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资料搜集、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实践跟踪等研究方法,阐述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的内容、组成及其运作机理,解析了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的实践、难点及可行的路径。结果表明: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由激励约束、组织工作、利益协调、风险防范等子机制组成,其功能各异。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中既存在激励、协调与组织不到位问题,又存在科教资源短板问题。河南省政府应采用标本兼治的构建策略,从强化军民协同创新的激励、组织协调和补短板等措施入手,以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
    • 城市研究
  • 城市研究
    基于海洋产业的城市创新网络特征及邻近性分析
    郭建科, 田冬翠
    2024, 43(1): 46-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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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0—2020年海洋产业合作申请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城市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和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方面,2000年和2001年城市创新网络不具备无标度网络特征;2002—2020年,网络规模逐渐扩大,城市间合作增加,网络以2011年为分界点由松散转为集聚阶段。网络的无标度特性和小世界性逐渐明显,并由“双核心”结构逐渐发育为以北京为单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 空间格局方面,核心城市和中介城市均表现出区域性特征,主要集聚在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城市创新网络形成了以三角结构为支撑的四边形空间格局。③ 城市专利合作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展,但海洋产业的科技创新主要依靠深圳、青岛、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和北京、武汉等少部分内陆城市。④ 社会邻近性对城市创新网络的解释力最高,地理距离对城市合作的限制作用逐渐减弱,不同邻近因子间均存在非线性增强的两两交互作用。
  • 城市研究
    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机制
    贺嘉霖, 王敏, 王大树, 程哲
    2024, 43(1): 53-6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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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为例,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分析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对2005—2019年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且这种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大运河沿线地区城市韧性与科技创新发展的耦合协同性趋好,但耦合协调状况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存在“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分布层次差异性较为明显,“马太效应”显著。耦合协调度受经济发展水平、风险应对能力、应急通信能力、生态发展水平、政府应灾能力以及政府科技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 城市研究
    居民参与生态社区建设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东营市居民调查数据分析
    曹虎, 靳敏, 武照亮, 唐伟
    2024, 43(1): 61-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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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山东省东营市586份调查数据,从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及生态实践活动4个维度综合分析居民参与生态社区建设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程度,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居民参与生态社区建设综合意愿强度指数为0.909,综合行为强度指数为0.415,表明较高的参与意愿并不必然导致较高的参与行为。(2)参与意愿主要受心理认同、个体特征及社区推动措施的影响,参与行为主要受心理认同、社区体验及情境因素的影响。(3)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环保设施和宣教活动的差异拉大了参与意愿和行为的悖离程度。(4)单维度参与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建议从提高居民心理认同感和满意度、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关注居民特征差异、完善社区环保推动措施、加强行为规范等方面入手建设生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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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旅游效率——基于2003—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
    赵建春
    2024, 43(1): 67-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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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2003—2022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旅游效率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与旅游效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我国四大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旅游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仍有十分显著的上升空间及潜力。(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空间自相关性十分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旅游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呈现集聚趋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旅游效率的局部空间关联特征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聚类模式以高高或低低为主。(3)旅游效率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显著促进作用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旅游效率受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正向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效率受到经济发展、城市化率、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基本条件、旅游要素多寡、信息化程度、市场容量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旅游研究
    基于文化IP解码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研究
    田美玲, 方世明, 寇圆圆
    2024, 43(1): 74-8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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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文化IP解码视角,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理论框架,建立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模型测算2010—2019年区域文旅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空间态势,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内部子系统间互动性较强,区域整体耦合协调态势趋好;2010—2019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为“极化效应”波动减弱、“扩散效应”有所体现、“回程效应”极其微弱的状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双核扩散-板块发展”的空间结构模式;资源基础力、消费需求力、设施保障力、效益推动力、创新潜在力、经济拉动力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分别从单因子驱动和双因子交互等不同层面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最后,从突出文化IP和板块联动发展的角度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
  • 旅游研究
    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罗成书, 杨杨帆
    2024, 43(1): 81-8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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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影响着旅游产品的空间串联及整合,分析其在特定区域内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对进一步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包含2 277个旅行社点要素的浙江省旅行社地理信息系统,运用最邻近分析、缓冲区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形成了1个高密度区(杭州),两个次高密度区(宁波、温州)。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单核心,带状连片分布,沿海多,内陆少。旅行社表现出以县级居民点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常住人口密度、出口总额、第三产业产值、3A级及以上景区密度对旅行社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出口总额为负相关,其他为正相关。
  • 旅游研究
    南京市亲子旅游流时空分异及网络结构特征——不同出游类型的对比分析
    陈颖, 侯国林, 刘润佳, 潘晓青
    2024, 43(1): 88-9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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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网络游记和照片,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南京市不同类型亲子旅游流的时空分异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市不同类型的亲子游时序特征受到不同主导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2)历史文化型节点呈“大聚簇”分布格局,休闲娱乐型和自然生态型节点则表现为零星分散的“小斑块”格局。(3)节点的空间等级由高到低、集聚和扩散能力由强到弱均依次为历史文化型、休闲娱乐型、自然生态型。(4)整体网络发育尚不成熟,核心-边缘结构显著。其中,位于核心区的历史文化型亲子游网络发育完善,休闲娱乐型亲子游网络次之,边缘区的自然生态型亲子游网络发展落后。
  • 旅游研究
    基于网络游记的桂林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
    叶梦, 林珍铭
    2024, 43(1): 94-10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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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网络游记数据,运用爬虫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分析桂林市2016年和2019年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桂林市旅游节点分散,中心节点功能优势不明显,旅游流分布不均衡;(2)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核心与边缘层级明显;(3)旅游流节点间层级明显,且层级跃迁困难。为促进桂林市旅游空间结构优化,需进一步发挥核心旅游节点的辐射作用,加强核心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的联系;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一般旅游节点、边缘旅游节点与上层节点的联系,积极实现其层级跃迁。
    • 农业农村
  • 农业农村
    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
    任以胜, 汪勇, 陆林
    2024, 43(1): 101-1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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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方法研究2006—2020年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及各维度生计资本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具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公共资本依次降低的特征,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总体差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差异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3.889%,63.536%,12.642%,区域间差异是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地区差异呈下降态势,不同区域的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组间流动性较低,难以实现跨越式跃迁,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
  • 农业农村
    种业创新对粮食安全的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
    尹春凤, 徐宣国, 崔丙群
    2024, 43(1): 108-1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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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粮食安全与种业创新指标评价体系,利用2001—2020年面板数据测算粮食安全发展指数,基于区域视角和省域视角检验种业创新对粮食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2001—2020年粮食安全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指数最高,而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指数较低;(2)粮食安全发展水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空间上呈现从沿海到内陆递减的趋势,地区集聚效应明显;(3)种业创新环境和种业创新产出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三大功能区域的粮食安全均具有显著影响,种业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不同,市场化程度对粮食主销区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较多依赖于农业技术条件和农业人力资本等基础性条件。
  • 农业农村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执行意愿的影响因素
    刘灵辉, 张迎新
    2024, 43(1): 113-1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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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解构计划行为理论(DTPB)构建农民关于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的心理认知影响执行意愿的理论模型,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支配农民保障策略执行意愿的主观决策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感知价值与感知风险构成行为态度,进而正向影响农民执行意愿。(2)上级影响与同伴影响化为主观规范,进而正向影响农民执行意愿。(3)便利条件与自我效能塑造感知行为控制,进而正向影响农民执行意愿。(4)在影响农民执行意愿的9个因素中,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的效应位居前列,起决定性作用。
  • 农业农村
    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江西省水稻主产区农户的调研数据
    张梦玲, 张予涵, 谢芳婷
    2024, 43(1): 119-1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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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江西省水稻主产区810户稻农的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不同属性的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并分析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无偿转入土地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2)土地流转契约签订时间越长、签订形式越规范,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可能性越高。(3)当土地流转提升农户耕地的规模化水平时,土地流转契约对农户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据此,提出注重土地流转主体间的道德规范作用、建立健全合同机制保障地权稳定性及交易规范性、搭建土地要素市场化平台以提升农户耕地的规模化水平等建议。
    • 聚落地理
  • 聚落地理
    流域视角下安徽省传统村落时空格局差异性研究
    张鲜鲜, 何发, 张大鹏, 杨灿灿, 陈智慧, 张婷, 黄丹妮
    2024, 43(1): 125-13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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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安徽省内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演化差异性并探究影响传统村落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村落差异明显。淮河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形成期—饱和期—平缓期”,传统村落以农耕生活方式平稳发展。长江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发展期—转变期—鼎盛期”,传统村落以经商生活方式迅速发展;(2)在空间维度,传统村落重心迁移路径均为由北向南,但空间格局特征差异性显著。淮河流域传统村落主要聚集在耕地密集的淮河北岸但聚集度较低,分布聚集度先减小后增加。长江流域传统村落显著聚集在长江南岸,分布聚集度持续增加;(3)两流域内传统村落均主要分布在低海拔、低坡度、邻水系及气候适宜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气温和降水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长江流域传统村落受高程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内现存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受地均GDP和人口密度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内传统村落。
  • 聚落地理
    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张子涵, 孙舔轲, 侯小萌, 苏迎庆, 曲子涵, 牛俊杰
    2024, 43(1): 133-13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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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汾河流域为研究区,选取145个传统村落的相关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等数据,运用格网化、耦合协调模型、重力模型、主成分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和空间聚类方法,对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汾河流域传统村落区域保护及发展水平整体较均衡,两个重心均在汾河中游。(2)传统村落区域保护与发展水平耦合状况全流域整体为拮抗和低耦合,协调状况近90%区域为失调,上游协调情况远低于全流域平均,中游出现低值区包围高值区与中值区的现象,呈现以河道为轴的复杂层级特征。(3)区域的总体经济能力、非农经济能力、政策倾斜程度和资源禀赋是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协调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4)协调发展视域下确定汾河流域传统村落“一极、一带、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一极”为平遥县示范区,“一带”为汾河西侧发展带,“五区”为城镇转型区、经济优先区、综合保护区、资源开发区和政策扶持区。
  • 聚落地理
    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移民生计能力与适应策略——基于适应水平的中介作用
    李倩娜, 姚娟, 付鹏飞
    2024, 43(1): 140-14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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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巴音布鲁克世界自然遗产地外迁定居的205户牧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移民的生计能力、适应水平与适应策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牧民生计能力由生产能力、社会能力、劳动能力、金融能力等多种因素决定,适应水平由生活适应、文化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与政策适应等维度构成。生计能力显著正向影响适应水平和适应策略选择,适应水平在生计能力对适应策略影响路径中起到38.46%的促进作用。牧民生计能力越强,异地定居适应水平越高,留在城镇定居的可能性越大。应通过激发主体内生动力、打造良好“三生”环境、创新定居移民生计发展模式来持续提升牧民生计能力和异地适应水平,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 生态环境
  • 生态环境
    安徽省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与碳达峰路径预测——基于STIRPAT扩展模型和岭回归模型
    陆妍霏, 宣蔚, 赵力伟
    2024, 43(1): 146-15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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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双碳目标和空间耦合视角,对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进行修正并拟合碳排放模型,补充在2018—2021年中国碳核算数据库县级碳排放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县级单元碳排放的时空变化特征。根据“因素筛选—模型构建—耦合计算—交互影响”的思路,基于拓展后的STIRPAT模型和岭回归模型,对不同发展模式下的碳排放进行预测演算,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空间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为实现碳达峰提供路径依据。结果表明:(1)1997—2021年安徽省碳排放呈现波动上升再趋于平稳的趋势,在2013年后进入碳达峰前的平台期,自北向南呈由高到低分布,以主要工业城市为主形成了不同规模的高密度碳排放中心;(2)预测得到的碳排放达峰时间区间为2030—2045年,峰值范围为4.472亿t~5.558亿t;(3)基准情景下,安徽将在2040年碳达峰,绿色发展情景最早达峰且峰值最低,是对比后确定的最优碳达峰路径;(4)人口和能源结构的驱动力最强,城镇化水平和人均GDP与各种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增强效果显著。
  • 生态环境
    土地利用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与机制——以辽宁沿海地区为例
    姚焱中, 宋有涛, 薛依婷, 贾长庚, 王子超, 张国徽
    2024, 43(1): 153-15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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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当量因子法、热点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全面估算2000—2020年辽宁沿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变化,揭示ESV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2000—2020年,辽宁沿海地区的耕地及林地急剧收缩,建设用地及养殖塘快速扩张。ESV从2000年的1 015.6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 385.23亿元,主要归因于水域及养殖塘的变化,对ESV贡献最大的是水文调节功能。自然条件决定了辽宁沿海地区ESV基本的空间分布,人为活动加强了ESV的分异特征。各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辽宁沿海地区ESV的空间格局产生了较强的影响。
  • 生态环境
    基于LMDI模型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洞庭湖区为例
    谭洁, 刘琴, 唐晓佩, 谭雪兰, 刘沛
    2024, 43(1): 160-1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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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碳排放系数法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模型,对1996—2020年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变化整体呈现出“三增三减”特征,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变化程度较为显著,水域和草地次之,耕地和林地的变化程度最小。(2)总净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趋势,碳排放高值区由中部转向西、东、南部,土地利用碳足迹压力指数始终大于1,以0.54的年均增幅不断上升。(3)人均GDP、单位GDP用地面积和单位土地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因子,人均GDP和单位GDP用地面积分别成为促进和减缓洞庭湖区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 土地研究
  • 土地研究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以广西贺州市为例
    杨婷, 龚健, 高静, 潘越
    2024, 43(1): 167-1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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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前提。将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引入广西贺州市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中,基于阻力约束视角开展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农业用地扩张阻力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用地扩张的适宜性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结果表明:(1)生态用地扩张阻力以各生态保护源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农业用地扩张阻力由贺州市中部向四周递增,建设用地扩张阻力呈中部低、四周高的特点;(2)依据各类用地扩张的适宜性将贺州市划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农业生产核心区、建设开发核心区、生态保护涵养区和生产生态拓展区,其空间分布与贺州市现状用地布局相符且契合相关规划的用途分区及管控要求。与传统适宜性评价相比,基于扩张阻力评价的适宜性分析综合考虑了各用地类型的垂直自然要素和水平扩张作用,为具体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研究明确了各功能区的分布并提出对应的发展建议,能够为贺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提供依据与指导。
  • 土地研究
    旅游型传统村落用地与空间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张斌, 郭冰玉, 岳士俊
    2024, 43(1): 174-18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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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乡村评估、Arc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用地功能及村庄空间格局的演变,探讨旅游干预对村庄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22年袁家村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由村民生活生产主导转变为旅游发展所需,致使村庄空间结构由村民居住空间为中心的单核心放射状转向旅游空间为主的多核心密集型;(2)乡村旅游促使空间关系网络趋向复杂化,同时在土地功能细碎化过程中村庄交通空间的稳定性和空间结构主导性凸显;(3)袁家村空间格局演变受市场需求和政府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村民的积极响应和空间功能的理性更新是其中关键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