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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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发展研究
  • 区域发展研究
    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海运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赵鹏军, 肖婷, 张梦竹, 肖人荣, 张辉
    2024, 43(3): 1-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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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基于AIS轨迹数据和复杂网络分析法,分析全球海运网络的整体和局部结构特征,探究海上通道的枢纽作用以及区域海运网络的抗毁性。结果表明: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海运网络的动态演变,干散货海运网络的稳定性强于集装箱海运网络和液化天然气(LNG)海运网络。全球枢纽港口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分布和结构性差异特征,中国仅少数核心港口在全球海运网络中具有优势地位。在俄乌冲突紧张局势下,俄罗斯港口在LNG海运网络中保持了一定的竞争力。欧洲地区的直布罗陀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在三类海运网络中起到关键的中介枢纽作用,同时海运网络对于亚洲地区的琉球群岛、新加坡海峡、朝鲜海峡等也具有较高依赖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集装箱海运网络和干散货海运网络、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干散货海运网络均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和较强的抗毁性。
  • 区域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赵晞泉, 陈伟, 王女英
    2024, 43(3): 10-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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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核密度估计、层次聚类和热力图可视化等分析方法,考察2000—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演化过程,对沿线国家国际贸易的时序变化、等级分布、格局演化和集聚形态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贸易规模整体呈现集中分布态势,各国贸易规模差距有所缩小,对外贸易整体呈现空间均衡化趋势。(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格局经历了空间重构,进出口贸易格局较为相似,出口贸易的极化效应相较于进口贸易更为显著;贸易顺差国数量逐年减少,贸易逆差国数量不断增多,贸易差额分布具有一定的地理邻近性特征。(3)“一带一路”贸易联系集聚特征日益明显,贸易组团化集聚趋势逐步显现且处于动态演化中,形成了中国-东南亚组团、俄罗斯-西亚-中东欧组团和南亚-中东组团贸易集聚区域。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强化与贸易集聚区域和关键节点国家的经贸合作,引领各国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 区域发展研究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郭扬
    2024, 43(3): 16-2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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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实力和发展潜力维度,测度我国内地31个省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探讨价格机制、扶持机制和竞合机制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2013—2022年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呈小幅增长趋势,其规模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对外贸易形式,但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新突破。(2)与跨境电商发展实力相比,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潜力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背景下仍平稳增长,地区差距缩小,但信息化、科技化发展的省际差距在短期内难以弥补。(3)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是价格机制、竞合机制和扶持机制,经营成本、贸易摩擦负向显著影响跨境电商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对其正向影响程度偏弱,跨境电商政策效果尚未充分显现。
  • 区域发展研究
    企业异质性与地区生产率差距关系研究——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企业的证据
    汤一用, 张艺涵, 周晔
    2024, 43(3): 22-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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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差距的影响,不仅扩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实证方面的研究,也对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果表明:(1)在控制经济地理因素的条件下,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有着显著影响;(2)不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企业年龄的影响只在低生产率企业中显著,企业规模的影响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而人力资本投入、资本密度、国有股权占比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3)企业异质性特征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距,其对生产率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 区域发展研究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影响的空间效应与机制
    吉泽男, 王鹏程
    2024, 43(3): 29-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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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面板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流域内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存在较强空间异质性。(2)黄河流域内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内生性检验、政策效应检验,结果仍然稳健。数字信息基础、数字金融平台对流域内乡村振兴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农业产业化仅对流域内乡村振兴产生促进作用,对邻接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3)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进步与消费升级两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 区域发展研究
    贵州省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蒙昱竹, 郝振龙, 王明月
    2024, 43(3): 36-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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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综合赋权,基于2011—2021年贵州88个县域的相关数据,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体系,分析贵州省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空差异情况,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素。结果表明:(1)贵州省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差异特征明显,东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高于西部,中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最高;(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其空间关联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3)经济发展、财政能力、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其促进作用受到坡度和高程的调节与影响。
    • 城市研究
  • 城市研究
    中国大都市区范围新近发展与演化研究——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孔祥梅, 陆林, 花玉莲
    2024, 43(3): 43-4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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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市区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是推动城市群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空间形态。基于已有“五普”“六普”相关研究,利用“七普”数据,采用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口数量等指标,选择位序-规模法则、首位度指数等方法,识别大都市区空间范围,分析大都市区新近发展及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2020年全国有174个大都市区,总人口为5.8亿。2020年大都市区数量较2000年增加57个,较2010年增加46个;人口比2000年增加3.81亿,比2010年增加2.61亿。(2)从规模来看,2000—2020年不同规模大都市区数量逐渐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演变,但人口数量倒金字塔结构愈发增强。大都市区首位分布不明显,更加符合位序-规模分布。(3)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2000—2020年大都市区东多西少的空间梯度分异格局基本稳定,并逐渐形成“两横三纵”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基本包含于城市群规划空间范围内。
  • 城市研究
    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郭郡郡, 刘玉萍, 郭方方
    2024, 43(3): 50-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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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城市数据,采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市域尺度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市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趋势,但不同区域加深速度存在差异;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低-低型集聚城市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以及广东省,而除了成渝地区和江苏省部分城市外,其他大部分高-高型集聚城市在考察期内发生了跃迁;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有所扩大,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而区域间差异多有明显扩张,人口老龄化整体差异及其变化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2010年我国城市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受老年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的影响,2020年除老年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外,人口密度、前期人口生育率和育龄妇女占比等因素也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
  • 城市研究
    基于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研究
    王淑琪, 翟庆华, 胡小梅
    2024, 43(3): 56-6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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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总部分支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内部联系下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并通过构建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城市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展开探讨。结果表明:(1)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流构建的中国城市网络呈现出“三核-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层级分布特征显著。(2)核心节点城市的构成具有政治、经济及特殊资源指向性,在辐射与吸引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性。(3)城市经济水平、创新投入、教育环境与行政等级对企业流的产生具有双向影响,其中政府行政能力与创新激励政策是促进企业流的两大关键性指标。
  • 城市研究
    企业交易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特征研究
    吉瑞, 王彦开, 李天琪, 赵渺希, 庞乾奎
    2024, 43(3): 62-6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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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企业货物交易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及有向加权网络分析等方法解读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企业交易网络多对一的供需结构突出,国有企业带动上下游资源汇聚特征明显。(2)同城货物交易特征突出,城际交易形成以北京为核心,天津、石家庄为次核心,沧州、唐山、保定和廊坊为重要节点,其余为一般节点的等级结构。(3)整体网络以核心辐射为主,核心外围的层级式联系突出,水平多向联系的网络化程度不高,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联系最强;不对称性主要体现为石家庄对省内邻近京津的地区供给,京津与廊坊、保定等有较密切的双向贸易联系。(4)交易联系受城市间地理邻近、技术邻近、产业邻近、经济邻近、制度邻近及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
  • 城市研究
    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时空演变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邓昊键, 刘凯
    2024, 43(3): 70-7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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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风险增加,评估城市韧性对于了解城市的健康和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基于城市韧性评价模型、Capello模型和有向加权网络指标探析2012—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变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利用参数最优的地理探测器探析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2019年底发生的新冠疫情造成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增长速度下降了5.65%,但新冠疫情也提高了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的协调度。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衡水、保定、邢台和邯郸是城市韧性的“塌陷区”。(2)2012—2019年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空间溢出具有地域性和层级特征,形成以北京-天津为双核心的城市韧性空间溢出结构。(3)2019—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总溢出强度下降,北京、天津和廊坊的城市韧性溢出为负向溢出。(4)城市GDP、常住人口数量、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例、高等学校数量、企业利润、客运总量、城市住户存款总额和人均存款余额是2012—2020年京津冀地区城市韧性的主要驱动因子。
  • 城市研究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空间扩展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
    陈展图, 冯冰, 肖丽梅, 谢玲
    2024, 43(3): 77-8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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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3年、2017年、2021年3期夜间灯光数据作为数据源,借助GIS技术提取规定阈值的灯光分布区域表征城市建成区范围,通过城市空间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紧凑度、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空间扩展特征、扩展格局,并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探究城市群空间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从空间扩展特征看,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空间以外延式扩展为主,整体紧凑度偏低,外围轮廓紧凑性较差。(2)从空间扩展格局看,城市群空间逐步形成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城镇发展轴,崇左、玉林作为重要节点城市同步扩展,初步形成协同发展格局。(3)城市群空间分布格局由“北—南”向“西北—东南”,最后向“东—西”方向逐步演变,标准差椭圆面积缩小,重心整体向西北方向(南宁)移动。(4)从驱动机制看,影响城市群空间扩展的主导因素是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发展。
  • 城市研究
    精细尺度下郑州市城市居民福祉的测度——基于主客观比较的视角
    张志鹏, 董冠鹏, 王相彪, 郭雨臣
    2024, 43(3): 83-8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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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郑州市城市体检多源异构大数据的融合,以郑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多尺度统计模型、非补偿性聚合等方法对城市内部社区、街道尺度的居民主、客观福祉匹配性及空间差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内部空间尺度,居民的主、客观福祉测度结果具有显著的地理匹配性,匹配程度由城市中心向郊区逐渐降低。在街道尺度,不同街道的居民主、客观福祉匹配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位于城市中心和东部的街道居民主观幸福感和客观生活质量水平匹配性高于其他街道。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
    余正勇, 赵双
    2024, 43(3): 90-9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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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综合探讨西南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格局及内在协同关系,通过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二者空间格局关系及形成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均呈显著高聚集特征,在局部空间上差异显著。(2)在空间关系方面,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具有较高吻合度,集中分布地区重叠度高。在数量空间关系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呈显著的低-低、高-低集聚分布,低-高与高-高分布相对分散且分布范围较小。(3)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关系是内部与外部、自然与人文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的,其内部因素是二者具有的内在协同作用,并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协同演化。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重庆市露营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朱迎香, 张云耀
    2024, 43(3): 97-10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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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23年重庆市38个区县255个露营地的POI数据,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缓冲区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露营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重庆市露营地空间格局优化及露营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一定参考。结果表明:(1)重庆市露营地整体分布表现为集聚型,非均衡特征明显,在全市形成“一高密度区、两次高密度区、一带状区”的空间分布格局;(2)露营地空间分布具有极强的非均衡性,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和中心城区周边区,渝东南和渝东北区域分布较少;(3)露营地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旅游休闲水平以及交通区位条件的综合影响且各因素的影响存在动态差异,其中交通区位条件和旅游休闲水平影响最为显著。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危机事件冲击下重庆城市旅游景区的韧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王章郡, 张颖, 方忠权
    2024, 43(3): 103-10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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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新冠疫情前后重庆城市旅游景区网络点评数据,从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3个层面测量景区韧性水平,并综合运用多种地理分析方法探讨旅游景区的韧性格局变动规律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外围区域的旅游景区韧性最强,是新冠疫情下旅游客流重新分配的最大受益者。城市核心区域抵抗力弱,但适应力较强;中间过渡区域韧性最弱,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2)旅游景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空间自相关关系明显,且抵抗力正向影响恢复力的变化。适应力的空间相互依赖关系较弱,旅游景区可能摆脱前期不利的区域锁定局面。(3)城市旅游景区韧性格局受资源因素、市场因素和区位因素的影响。在危机冲击的不同阶段,影响因素内部各因子的作用强度差异及其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变化导致了差异化的韧性格局。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云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组态研究
    王峰, 全山鑫, 范斐
    2024, 43(3): 110-1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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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云南省16个州市2007—2021年面板数据,利用犹豫模糊层次TOPSIS法、空间核密度估计及动态QCA方法分析云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组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1年,云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状态,各州市发展从不均衡逐渐向均衡态势演进。② 云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呈“俱乐部趋同”态势,部分低水平州市存在屏蔽效应,中等水平相邻州市间正向溢出效应明显,高水平州市存在虹吸效应。③ 云南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受5种组态因素影响,根据组态的结构提炼为国际开放型、环境消耗型、均衡推动型,昆明市及边境州市受国际开放型组态影响,其他州市多受均衡推动型组态影响。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以河南省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为例
    翟海国
    2024, 43(3): 117-12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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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结合大量调研工作实践,将传统村落视为由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资源环境、社会经济4个要素所构成的复杂乡村地域系统。在此基础上,遵循评价体系构建原则,参考层次分析法、五级记分法等方法,构建了包括4项准则和25个评价指标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评价体系,对河南省黄河流域15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评价检验,对部分传统村落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该评价体系具有数据易得、计算简便等特点,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良好的效度。
  • 地域文化与旅游发展
    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概念、要素与实证检验
    杨亚丽, 陈志钢, 姜有根, 苟芬
    2024, 43(3): 123-1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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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文化间性理论,以土族盘绣为案例,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探索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的概念、要素和量表。结果表明:(1)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是游客非遗旅游体验后对目的地非遗文化的认知、理解、评价和行为实践。(2)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主要包括非遗文化价值认知、非遗文化积极评价和非遗保护行为意愿3个要素,构建了“价值认知—积极评价—行为意愿”理论模型。(3)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量表包含历史价值认知、精神价值认知、符号价值认知、审美价值认知、经济价值认知、积极评价和行为意愿7个维度27个题项,量表整体结构良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适切性。本研究为科学测量和提升游客目的地非遗认同提供了新视角,部分回应了增强人民群众非遗认同的现实需求。
    • 生态环境
  • 生态环境
    日本核污水排海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吴佳倚, 储建国
    2024, 43(3): 129-1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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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市域层面百度指数,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日本核污水排海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和空间关联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日本核污水排海网络关注度呈先升后降的倒“V”型演化特征,整体空间格局呈“东高西低”态势,局部表现为以省会城市为核心、非省会城市为边缘的“核心-边缘”结构。(2)日本核污水排海网络关注度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明显,“高-高”类型城市呈“团块状”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沿海地区,“低-低”类型城市呈“板块状”集中分布在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西部及其一线以西的地域。(3)日本核污水排海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格局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新闻媒体宣传力度、人口数量、互联网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 生态环境
    生态资源、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李潇, 李新妍
    2024, 43(3): 136-1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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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1—202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生态资源、产业结构及其交互作用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生态资源、产业结构对其有空间影响。(2)生态资源的建设对本地区工业固体废弃物、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废水3类污染物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无显著空间效应。(3)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污染、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对本地区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具有倒“U”型影响,但不存在空间效应。(4)生态资源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作用与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各类污染均显呈著负相关,且具有交互作用,促进生态资源的空间降污效应发挥。
  • 生态环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河南省南太行山区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王万同, 周苗苗, 兰嘉琦, 史轩轩
    2024, 43(3): 143-1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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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Super-SBM模型,将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纳入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南太行山区2001—2020年的旅游生态效率(TEE)进行测算,并对其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纳入ES后,全区TEE均值增加了0.053,约4/5的县区TEE均出现不同幅度的增加,约2/3的县区TEE位次出现改变,修武县尤为突出;(2)2001—2020年全区TEE处于较高水平,时空演变上表现为由“单峰”向“双峰”再向“单峰”的发展趋势,整体呈现“单峰”特征,峰值出现在2008年。TEE高值区由两端向中部聚集,再向北部转移,再随机分布;(3)旅游能源消耗和城镇化率对该区TEE呈显著负向作用,森林覆盖率及公路网密度对TEE呈现正向作用,其影响力存在空间异质性和一定的波动性特征。
    • 土地研究
  • 土地研究
    都市圈接合区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成渝中部地区为例
    王彬燕, 田俊峰, 王士君
    2024, 43(3): 151-1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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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典型都市圈接合区成渝中部地区为例,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识别的基础上,以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测度2000—2020年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并综合应用最小二乘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究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成渝中部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特征表现为耕地面积由相对稳定转向减少;建设用地规模急速扩张,热点区由分散转向集中,由重庆市主城区边缘向外围拓展。(2)都市圈接合区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是政策制度因素、自然环境条件、行政边界效应、经济社会转型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行政边界效应是驱动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特色因素,其作用过程呈现中介特征。(3)行政边界效应的存在导致区域生态空间管控不力,建设用地无序扩张与供给不足并存,加剧土地利用冲突。应进一步形成推进跨区域国土空间一体化治理的综合性理论方法体系与系统性政策行动路径,这对促进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与实现城市群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土地研究
    基于CA-Markov和InVEST模型的昆明市土地利用与生境质量时空变化及预测
    孙方飞, 葛小三, 金满库
    2024, 43(3): 159-16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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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GlobeLand30土地利用数据,采用CA-Markov和InVEST模型,通过预测2030年土地利用以及生境变化特征,揭示昆明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及对其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的影响,为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以耕地、林地和草地为主,2000—2020年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耕地面积比例持续降低,人造地表面积比例增加,其他类型变化不大。② 预计2030年人造地表扩张速度加快,主要是来自耕地、林地和草地的转换,除人造地表和草地外,其他用地类型面积均为下降趋势。③ 研究区于2010年景观破碎化程度达到最高,2020—2030年破碎化程度持续降低,各类型景观趋于简单化和规则化。④ 研究区平均生境质量逐渐降低,低生境质量区域与高生境质量区域面积逐渐增加,两极分化态势逐渐明显。
    • 农业农村
  • 农业农村
    基于改进MM3SFCA的乡村教育设施可达性和均衡性分析——以安徽省寿县为例
    杨新刚, 夏斌, 金梦媛, 王子帅
    2024, 43(3): 166-1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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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改进的多交通模式三步移动搜索法(MM3SFCA)可达性评价模型、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法和区位熵等方法,分10 min,20 min和30 min出行情景对安徽省寿县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均衡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寿县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可达性差异明显,随出行时间增加,小学可达性的差异扩大,初中可达性的差异减少;学校可达性呈现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集中连片和多点分散相结合的空间特征,小学可达性呈现为县域中部和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初中可达性相对均衡,为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县域乡村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严重不均衡,小学配置优于初中,县域中部和东南部区域优于西北部,均衡性随出行时间增加而提升,小学的均衡性空间格局从多中心向单中心转变,初中的均衡性维持多中心空间分布。
  • 农业农村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监测及防范——以广东南平村为例
    吴清, 焦义彬, 冯嘉晓, 王路喻
    2024, 43(3): 174-17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24.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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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广东南平村为案例,综合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多维度评价返贫风险并识别返贫风险模式与等级,构建乡村旅游地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结果表明:(1)南平村各类返贫风险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条件、人力资本、政策扶持、发展机会、社会保障、自然资本,其中经济条件成为南平村的主导返贫风险类型。(2)农户数低于整体均值较多的风险类型为政府扶持、发展机会、人力资本,同时可将农户返贫风险模式分为低增长返贫与低资产返贫两类。(3)对于不同返贫风险模式及等级的农户,应持续对其返贫现状进行动态评估,实施阻断机制;充分发挥两大预警队伍和两大利益联结主体能动性,构建长效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