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特征与生产力要素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2011—2022年中国各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采用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关联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中国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2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在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网络中,东部地区省份主要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接受来自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溢出。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以单向传导为主,省份间“互惠互利”的协同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例、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将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形成。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上的邻近关系促进了省域间新质生产力空间关联关系的传导,在新质生产力水平相近的省份间形成了内部流通子群。

以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条件β收敛模型,探究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动态演进、空间分异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1)2015—2022年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东部沿海发展水平最高,西北地区发展水平最低;(2)各经济区内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变大,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子群间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3)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条件β收敛特征;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β系数为负,但未通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不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效应。

基于2010—202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2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低。(2)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关联性呈“M”型演化态势。(3)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子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因子对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因子间交互作用会增强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通过对《岛屿研究杂志》(Island Studies Journal)2006—2023年418篇文章的系统回顾,分析了国际海岛研究的主要议题,以期为国内海岛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和研究视野拓展提供借鉴。研究主要涵盖海岛概念与理论、海岛经济、海岛政治、海岛社会与文化、海岛移民、海岛生态,以及人类世、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7个方向。其中,海岛概念与理论、海岛经济、海岛社会与文化领域成果较为丰硕,而其他领域关注则相对较少。近年来,受地理学思想影响,海岛理论思辨逐渐深化,特别是在空间与流动性方面。同时,海岛研究还对传统话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增加了对群岛、移民、殖民主义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相比之下,国内对海岛的研究呈现整体性滞后的状态。未来,国内海岛地理学应借鉴国际前沿理论与方法,为国家海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政策参考。

采用熵值法对大运河文化带的新质生产力进行测算,并深入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基于极限梯度提升算法-可解释机器学习(XGBoost-SHAP)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相比于绿色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占新质生产力比例更大。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北京、江苏、浙江部分地级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峰,河南、安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低谷,且2020年各地新质生产力水平均有所提升。其聚集效应沿大运河呈现“三角”分布现象,且表现出“两角聚集夹分异”的发展趋势。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为影响大运河文化带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主导因素,且各个主导因素之间存在交互效应。

运用相关模型分析我国省域在2015—2021年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的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等显著提升但生态环境呈波动变化趋势;(2)各二元系统和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系统的增幅最大;(3)复合系统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和沿海高于内地的状态,其分布与地区发展水平呈正相关;(4)政府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影响因素对复合系统协调度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基于三者耦合结果提出促进各省域乃至全国的协调发展对策。

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海运不再只是一种微观经济活动,而是维持世界联系和资源流动的历史发展条件。基于此视角,从“国家—通道—要塞”3个维度构建海运地缘政治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该框架评估中国资源海运地缘政治风险,发现油气、铁矿石、钴、镍、大豆、玉米、小麦等多种关键资源正面临严峻的风险形势。国家维度上,多种资源海运依赖少数国家或集聚中东地区;通道维度上,必经中东、南海等多个地缘政治关键地带,且中东航线的全线风险最高;要塞维度上,马六甲海峡的风险强度最高,其次是汇集中东地区的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能够影响主要要塞。为应对海运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应进一步优化资源海运安全治理策略,强化风险的多维研判,加紧关键通道基础设施合作,并持续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综合实力。

以2015—2021年中国1 749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从富裕度、共同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度3个维度出发,构建县域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考察我国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均显著提升,各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但整体水平不高。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最高,但中西部地区增速最大,逐渐发挥其后发赶超优势。从时空演化特征来看,共同富裕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东部引领、高低交叠以及集聚明显”的特征;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渐进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和一定的路径依赖。

基于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探究共同富裕的空间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最后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共同富裕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区域差异显著,东部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最高,西部最低;(2)在考虑空间条件下,本省份共同富裕发展受相邻省份共同富裕发展影响而发生转移的概率各不相同,并且共同富裕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和路径依赖;(3)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其中对外开放、数字金融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起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共同富裕起抑制作用。最后,从区域差异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选择海南岛91个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统计法、基于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究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海南岛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有较强的不均衡性,并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总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一团多点”的格局。(2)海南岛大部分传统村落趋向于分布在地势低平、水源充沛、植被覆盖度高、文物单位集中的城市交接带或城市远郊,并依托县道作为联系道路。(3)总体上,地域文化影响力最强,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自然环境最弱,且各因子间交互作用增强。海南岛传统村落形成过程中,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的形成,自然因素尤其是资源条件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主导村落转型和保护。(4)在海南岛传统村落发展过程中,文化因素具有主导性的驱动作用,应重视文化发展,充分发挥文化的多元性,保护文化本底。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0—2022年河南省105个县(市)的国土空间效率,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国土空间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2年不同空间效率梯度差异明显,空间动态性和非均质性特征并存。(2)效率网络演化等级跃迁明显,但各个空间仍以低连接水平的五级网络为主,豫南地区空间关联处于网络边缘。(3)网络密度先升后降,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但仍存在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及关系不紧密等问题。(4)网络核心位置呈现出由郑州—洛阳向郑州—开封—许昌转移的带状结构,郑州始终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新乡、许昌是联系豫北和豫南地区的关键节点;各板块间空间聚类现象显著,但并未形成良好的循环传递框架。

大城市周边乡村作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地区,剖析其转型过程与动力机制将有助于深化对乡村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浙江省仙潭村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系统剖析大城市周边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仙潭村历经“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的转型过程。县镇两级政府、村委、民宿业主、村民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景观等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仙潭村转型行动者网络经历了构建与转换两个阶段。(2)乡村转型的核心行动者从以外来价值发现者、乡贤精英和本地农家乐老板组成的民宿业主向地方政府与民宿业主合作更替;强制通行点(OPP)从“发展民宿经济,建立面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性乡村”转向“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乡村”。(3)在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行动者协同参与、行动者主导力量与行动策略组合构成乡村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框架。未来,大城市周边乡村需要结合自身禀赋和历史基础,注重多元主体的吸纳,统筹推动乡村转型发展。

运用Tapio脱钩指数、空间自相关与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探讨2001—2022年我国省际碳排放脱钩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并根据收敛模型进行俱乐部划分分析从而揭示我国省际脱钩关系的演变以寻求低碳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 2001—2022年我国各省份的脱钩类型由多样化共存逐步发展到以弱脱钩为主导,整体发展形势向好。(2) 碳排放脱钩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显著,局部空间发展以L-L聚集为主,东西空间分异愈发显著,出现极化效应。(3) 较少出现跨越性的脱钩转移,且转移概率受邻域脱钩状态影响存在差异。理想脱钩省份可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发挥低碳锁定作用,而脱钩不理想省份则会发挥负向溢出效应。(4) 我国整体脱钩水平尚未达到同一稳态,局部检验共得到6个收敛俱乐部,内部表现出较显著的趋同效应。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对山西省2009—2019年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2009—2019年山西省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减少后增加,呈现出南高北低、高值区与低值区东西交错的空间特征。(2)2009—2019年经济发展水平从0.21提升至0.26,呈现出“点状分布”与“带状分布”相结合的空间特征。(3)2009—2019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从0.57提升到0.60,耦合协调状态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类型呈现出经济滞后型区域日渐萎缩、生态滞后型区域逐步扩张的趋势。(4)2009—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人均GDP、煤炭储量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最大,交互探测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非线性增强为辅。

区域全息论是全息哲学思维在区域研究中的应用实践。区域全息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区域是由无数个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全息元构成的多层级、多维度且有边界的全息系统,每一个全息元都是区域整体的缩影,全息元之间的相关性关系驱动着区域的演化。区域全息论辩证看待了区域的整体性和部分性,从信息的角度将区域的独特性、整体性与关联性统一起来,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基于全息论与区域研究,系统梳理全息区域概念、全息区域结构、全息关系以及区域全息论的理论内涵、应用范式,并从全息地理数据库—区域全息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全息协调发展模式—大城市病“针灸”治理4个方面开展应用实践,以期为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安徽省第一、二、三批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安徽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整体呈现集聚、不均衡分布特征。尽管各批次示范村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化,但已创建示范村空间分布却趋于集聚化。(2)示范村空间分布具有“主要集聚地数量基本不变、范围不断扩大、集聚程度不断加深”的演变特点,当前呈现“两横三纵”分布格局,“两横”分别是长江沿线集聚带和淮河北岸沿线集聚带,“三纵”分别是皖中阜六铁路—大别山东北麓沿线集聚带、皖南九华山—黄山沿线集聚带和皖南环宁集聚带。(3)路网密度、人均GDP和河网密度是示范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并且前两者分别与到5A级景区距离的交互作用对示范村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总体上,区位交通和政府干预是示范村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

以福建省64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QAP分析方法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剖析2013—2019年福建省县域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3—2019年福建省县域经济联系强度逐年提高,但空间不平衡性持续存在,网络格局演进中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形成明显的三核心结构。(2)闽东沿海的厦漳泉都市圈与福州都市圈中心性地位显著,其次是以三明市区为主的闽中核心区。福州市区、三明市区、厦门市区、龙岩市区在各自大片区中的中介作用突出。(3)行政隶属、文化隶属、资源集聚和要素流通4个因素对县域经济联系网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行政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日益减弱,海拔高程与交通距离两个因素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交通因素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和演化是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基于2015—2022年上海住宅交易数据分析住宅价格的空间结构及演化,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教育、交通、区位等因素对住宅价格影响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上海住宅价格总体呈现多中心圈层递减结构,并出现中心城区高度集聚和住宅郊区化并存的趋势;住宅价格空间格局呈现“圈层+扇形+飞地”的模式。住宅价格受到与市中心距离、教育资源、交通便利程度的显著影响,从时间上看,优质教育资源和公园绿地对邻近住宅价格的影响增强,交通便利度对房价的影响下降;从空间上看,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教育资源、公园绿地和商业配套资源对郊区住宅的影响更大。

以新疆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探究西北干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新疆耕地非粮化率由57.33%上升至64.50%。其中,特色农业发展阶段(2000—2007年)耕地非粮化程度不断加重,农业布局优化阶段(2007—2014年)耕地非粮化程度呈“W”型态势,农业稳定优质发展阶段(2014—2020年)耕地非粮化程度略有波动但起伏不大。(2)新疆耕地非粮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同时存在集聚特征。非粮化程度严重区主要集中于巴州、吐鲁番地区,非粮化程度较低的区域集聚于克州、和田地区。(3)城镇化率、降水、日照时长、粮食保护政策、土地流转率、土地生产率、人均耕地面积、人均GDP是新疆耕地非粮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各驱动因子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强度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0 m×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对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状况进行分析,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探测二者空间分布的时空关联与依赖特征,同时借助耦合协调以及脱钩模型,揭示城乡建设用地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二者间的解耦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耕地和草地的转入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2)城乡建设用地协调发展水平在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空间上则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分布格局。(3)建设用地脱钩类型以城乡双增且城镇建设用地增速超前的弱脱钩为主;与2000—2010年相比,2010—2020年强负脱钩以及扩张负脱钩类型明显增多,这表明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总体超前于农村居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