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8—2022年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因果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推进了沿线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其政策影响效应首先表现为一个即期的正向冲击，而后这种冲击效果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波动下降的整体趋势；“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进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及经济领域的发展水平实现了其科技创新；中国对沿线国家科技创新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扩大与沿线国家高技术产品双边贸易规模来实现。研究结论对推动中国及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及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运用多种运输方式下的基础设施地理空间数据和OD流量大数据，识别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潜在腹地和真实腹地的空间格局，评价两类腹地的空间匹配关系。结果表明：（1）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两类腹地的范围大致相同，腹地内部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2）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的潜在腹地覆盖范围较广但竞争力不强，通道对于时间价值更高的货物更具吸引潜力；（3）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港口的真实腹地覆盖范围在运输方式间存在显著差异，公路腹地与港口邻近而铁路腹地与港口分离；（4）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和运输服务水平是影响两类腹地匹配关系的重要因素，大能力运输通道匮乏导致广西和通道西侧的运输供给能力较弱，班列竞争力不足制约了川渝地区的通道运输份额。未来，应提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供需匹配针对性，拓展建设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以进一步保障我国海外战略性关键资源的供应安全。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及多重路径的综合作用效果。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赋能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占比为79.4%；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且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协同效应，消费能力路径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均呈背离效应。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35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在解释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利用熵值加权综合指数法、K-Means聚类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10年、2015年和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县域城乡融合水平总体上呈小幅度上升趋势，但层级性与不均衡性特征显著，珠江口东岸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珠江口西岸。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农支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促进作用，财政城乡公共服务支出、金融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据此提出加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耦合、注重整体推进与因地制宜、完善财政投入体制机制、强化产业发展与城乡融合的协同互促的对策建议。

借助改进熵值法、Jenks自然断裂法、障碍度模型对2007—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城乡融合指数由2007年的0.239提高到2020年的0.534，低、较低水平融合区由2007年的25个减少到2020年的8个，较高、高水平融合区由2个增加到12个。(2)不同维度的融合发展不同步，2020年社会融合发展水平指数最高，为0.612。（3）较高水平融合区在成渝地区的西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小范围集聚区，呈现“双核独大、中部塌陷”的发展格局。（4）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中，前期自然要素障碍度高于人口、土地和资金要素，后期自然要素障碍度降低，产业结构和资金要素的障碍度增大。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黄河流域89个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时空分布特征，并应用时间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大致存在“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增速呈“西南部快、东北部慢”的演化格局。（2）基尼系数总体差异逐步缩小，区域内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区域间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上下游地区、中下游地区和上中游地区，超变密度贡献率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3）黄河流域数字普惠金融呈波动起伏上升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以“高-高”和“低-低”类型为主，“高-低”和“低-高”类型则相对零散分布。（4）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则呈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地理区位具有正向溢出作用，政府支持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则为负向溢出效应。

以贵州北盘江流域土地利用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因素，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0—2020年北盘江流域三生空间时空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北盘江流域三生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74.0%，25.1%，0.9%；（2）工业生产用地与城镇生活用地重心迁移距离较大，均表现出向东南迁移的趋势；（3）三生空间分布与城镇规模、年均降水量、坡度及高程等因素关系显著；（4）三生空间是自然因子和社会经济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交互作用均呈现非线性与双因子增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与农用土地，遏制工业用地与城镇居住区的无序扩张，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土地合理流转，将有利于北盘江流域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基于时序NPP-VIIRS夜间灯光、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构建GDP空间化模型，并结合空间分辨率为30 m×30 m的土地利用数据对模型进行修正，研究2013—2020年福州市经济空间差异性及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利用土地利用数据对GDP空间化模型进行修正以提高单元网格精度和效度的方法是可行的，对较小尺度的经济空间分析具有意义。（2）将土地利用数据对应的各产业产值用于对GDP空间化模型修正，能够进一步提升单元网格的模拟精度。（3）从共时性比对来看，福州市的经济空间呈现东部GDP较高，西部和北部GDP以低值为主、高值零星分布的格局。从历时性来看，自2015年起，福州市GDP高值区域的扩张与GDP总值的增长速度明显提高，2018年后整体出现略微下降趋势。

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Markov链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2008—2020年中国省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变化幅度存在差异,中部和东部发展动力强劲,西部及东北地区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发展最为缓慢。(2)重心迁移速度有所加快,标准差椭圆面积不断缩小,东北方向的缩减趋势最为明显。(3)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空间关联特性显著,局部空间相关模式以东部地区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的低-低集聚为主。(4)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跨越式转移难以实现,跃迁只发生在相邻等级;高值省份的正向溢出要大于低值省份的负向溢出。(5)规模增长、创新驱动、综合效益和绿色节能的障碍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作用逐渐增强;财政支持、城镇化进程、能源消费结构、科技创新能力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

首先,定义光伏产业政策叙事的3W框架,抽取光伏产业政策结构化内容,基于词频-逆文档算法,挖掘2011—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关键词;其次,采用共现网络方法,可视化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最后,耦合时序要素,对应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焦点。结果表明:2011—2019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聚焦于推广分布式光伏应用、解决光伏消纳等问题,而2020—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逐渐转向提升储能、保障消纳等方面。省域政策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度较高,政策主题基本保持一致,但省域政策会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施策,各地发展方向均有所侧重。从对应分析来看,不同阶段国家政策的叙事主题以及不同阶段省域政策的叙事主题均存在显著差异。省域政策年际间衔接紧密,政策执行力度强,政策寿命长;国家层级与省域层级的叙事主题和时间变量之间都存在非连续的局部相关性。

通过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9—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借助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作用程度及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以及两系统的发展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1999—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北—西南”走向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与椭圆重心移动方向相同,北部城市耦合协调度变化较大。(3)耦合协调影响因子中,经济水平回归系数最大。影响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大于各自单独作用时的解释力之和,呈非线性增强。

利用人口、产业和环境三大维度相关的多源大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测定人口-产业-环境维度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环境协调度普遍较低,呈现明显的高值与低值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城市群内各地级市与不同城乡地域类型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差异不大。耦合协调度主要受产业维度产业链串联共生度与环境维度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人口与产业维度因子间相关性强且呈正相关,但二者与环境维度因子呈负相关关系。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夯实南沙与珠三角西岸地区以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保护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等建议。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本土化是现阶段落实SDGs的核心任务。针对现有研究空间尺度大、时间尺度短的特点,以黄土高原地区348个县域作为研究区,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及采用莫兰指数评估2000—2020年可持续发展水平及时空演进特征,并利用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趋势进行探究。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在2000—2020年呈波动式上升,与中国整体平均水平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各县域发展存在一定差距,青海省所辖县域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各县域之间的空间正向关联性逐渐缩小,高-高聚集地区越来越多,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水平将持续提高。

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资料搜集、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实践跟踪等研究方法,阐述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的内容、组成及其运作机理,解析了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的实践、难点及可行的路径。结果表明: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由激励约束、组织工作、利益协调、风险防范等子机制组成,其功能各异。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中既存在激励、协调与组织不到位问题,又存在科教资源短板问题。河南省政府应采用标本兼治的构建策略,从强化军民协同创新的激励、组织协调和补短板等措施入手,以构建军民协同创新促进机制。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额前28位贸易伙伴相关数据，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重心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引力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之间水产品出口贸易的空间竞争性与互补性并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全面启动对中国水产品向东盟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明显并推动空间重心迁移。（2）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总体向多元化贸易格局演进，空间格局均质性逐步提高，贸易区位、供需市场、地缘经济与政治影响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空间格局。（3）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份额是优化水产品出口贸易空间格局的最优选择，自贸区建设和RCEP生效有助于推动渔业供给侧改革和水产品出口贸易条件改善。

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基本遵循，归纳出区域海洋治理的概念，依此建立指数评价中国省际尺度的海洋治理水平，并观察其2006—2020年的时空分异情况。构建区域海洋治理所需要素的指标体系，基于沿海省份要素禀赋变化分析其对海洋治理水平演变的影响效能。结果表明：（1）各沿海省份海洋治理水平波动提升，省际时空差异不断扩大。（2）各沿海省份区域海洋治理要素总体禀赋持续改善，各准则层得分变化情况各异。（3）经济层要素对全域海洋治理水平的影响效率最高，生态层要素最低。（4）伴随着两系统协调度增强，各沿海省份区域海洋治理要素禀赋情况改善与海洋治理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发显著，省际差异较小。

从沿海11个省份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遴选出海洋文化遗产共330个，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及地理探测器，探析海洋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海洋文化遗产分布整体上呈现两大密集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福建一带；（2）各历史时期，长三角地区海洋文化遗产的延续性最强，秦汉时期和近现代是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产生质变的两个关键时段；（3）海洋文化遗产时空格局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以人类涉海历史进程为主导，流域和方言是决定海洋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且在南北沿海地区具有空间异质性；（4）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区政策环境随时间变化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出现影响显著。

基于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以2012—2020年西部地区11个省份（不包含西藏）相关数据，构建西部地区人才竞争力评价体系，剖析西部省份人才竞争力时空演变。结果表明：（1）人才效益权重最高，其中技术市场交易水平对人才竞争力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才吸引权重与人才规模权重有待提升。（2）西部地区人才竞争力提升缓慢，与全国综合水平差距明显，区域差异扩大，呈两极分化与南北差异扩大的特点。陕西省人才竞争力最强，青海省为人才竞争力冷点地区，四川与贵州提升明显。（3）西部地区各人才维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明显，且各省份之间差距较大，多数省份提升缓慢。

以山东省137个县域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城镇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水平，并借助空间自相关方法对其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相对差异仍较显著，济南、青岛市辖区城镇发展最具活力。（2）受自然条件、经济区位、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四高四低”的空间格局显著，得分较高的县域大体呈倾斜的“H”型分布。（3）山东省县域城镇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分别形成了小范围的高聚类区和低聚类区。

以县域韧性为视角，采用经济韧性测度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福建省县域经济韧性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经济韧性以较高经济韧性和中等经济韧性两个等级居多，较低韧性和低韧性等级比重不大，高韧性等级比重较小，县域经济的整体韧性有待提高。福建省县域经济韧性呈现“两高一低”的空间格局，其中“闽西集聚中心”“闽东集聚中心”是两个高经济韧性的集聚中心，闽南是低经济韧性的集聚区。（2）以往灾害下区域经济韧性常规的影响因子诸如产业结构、创新因素、灾情严重程度并没有很强的解释力，消费水平、经济外向性、政府管理能力成为福建县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对县域经济韧性作用机制具有其独特性。（3）消费、进出口贸易规模、利用外资水平、政府管理能力等因素对福建县域经济韧性影响异质性显著，呈现不同的空间格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