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文献资料计量法和比较分析法对1984—2014年间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的论文发表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研究主题日益多元化。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重点开展了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户生计演变的驱动、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资产评价和农户生计策略响应等研究。未来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应努力探索农户生计理论的中国化、系统化；开展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风险的识别与评价；加强土地利用系统与农户生计系统的耦合关系分析；深化土地利用变化下农户生计状况的动态变化分析。

基于对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方法分析了移民家庭决策者（即户主）个人特征、移民家庭特征、移民安置地社会关系和移民政策等相关因素对移民安置地适应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家庭决策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迁出人口数量、主要收入来源和人均收入等家庭特征，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程度、与当地人通婚情况等社会关系特征，安置地区、安置区位、安置方式、后期扶持、职业培训等移民政策因素是影响移民适应性的显著因素。未来移民安稳政策的调整方向可以从优先加强对移民家庭户主的教育和职业能力提升、实现移民家庭的整体搬迁、积极引导移民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融，把优于迁出地社会经济水平的地区或区位作为移出安置区（点）、在安置方式上更加倾向于移民意愿、强化移民后期扶持的落实等方面着手。

中部地区是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地，其产量约占全国的1/3。根据中部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中部地区粮食安全的概念，并定量确定了当中部地区粮食自给率达到112％时才能实现该地区的粮食安全。通过构建中部地区粮食安全综合指数和粮食安全保障系数，定量评价了1991—2011年期间中部地区的粮食安全水平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中部地区粮食安全综合指数平均值为1.016，表明研究期内中部地区整体处于粮食安全状态，但仍有7个年份该指标值低于1，表明在这些时期该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除2003年中部地区粮食安全保障系数小于0外，其他年份均大于0，研究期内该系数的平均值为0.12，表明1991—2011年中部地区不但维护了自身的粮食安全，且每年至少能够提供1 763万t以上的粮食以保障中国其他区域的粮食安全。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证分析法研究影响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从总体上看，对农户农地转入、转出意愿影响显著的共同因素有年龄、不同农地用途、流转补贴，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促进农地流转必须重点考虑农户年龄、农地用途，分别合理设计相应的流转补贴政策；影响农地转入意愿的因素相对较多，不仅包括农户自身情况、家庭情况，还要考虑要素禀赋以及农地流转补贴、中介作用等因素，而影响农地转出意愿的因素相对简单，转出农地的现实性相对较大。根据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非规模经营户和规模经营者农地流转意愿，分类制定合理有效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是促进农地流转的关键。

社区互助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多功能性综合开发与城市多元文化传承需求相交融的实践模式，这种非主流的农业模式近年来在国内主要大中城市相继出现并发展迅速。通过系统分析近年来国内的实践，探索社区互助农业的发展脉络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促进社区互助农业在国内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建议。社区互助农业作为一种非主流农业模式，是城市沟通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和谐关系的一种有益尝试，符合健康生态理念，适合中国的家庭农场及中小规模农业企业运营，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路径与效应尚未厘清，而健康状况作为影响农户耕地利用行为的重要因素，却很少被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基于1 992户种植业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在考虑健康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了老龄化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老龄化与健康状况均对样本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务农劳动力年龄越高，农户耕地利用效率越低，健康状况越差，耕地利用效率越低。此外，健康状况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对“中年户”与“老年户”具有显著影响，对“青年户”的影响却不显著。但是，上述结果并不意味着老龄化必然带来农户的耕地利用效率下降，如果健康状况良好，即使年老，其耕地利用效率同样有可能高于中青年农户。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以豫西南地区邓州市为例，利用调研数据，采用实证研究和函数分析的方法确定粮食主产区的农业适度规模。样本地区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的农业发展条件，农地经营适度规模在2.47～2.97 hm2之间，这样的规模综合考虑了当地劳动力转移情况、土地流转以及同外出务工人员相比的收入情况。适度规模的确定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升，同时也为当地土地流转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综合运用GIS技术、逐步回归法、Logit模型，分析了2009—2012年河南省农业专业村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征，并探究了地理环境对农业专业村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专业村空间分布不均衡，局部地区集聚程度发生变化；农业专业化率随劳动力资源的增加而降低，丘陵、山区农业专业化率比平原区低，村庄区位显著影响农业专业化率；伴随农区发展，农业专业化生产对劳动力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丘陵、山地地形对农业专业化率的负面影响减弱，市场因素对农业专业化率的影响凸显；劳动力资源对花卉、蔬菜等劳动密集型的专业村形成具有正面影响，邻近批发市场能提高蔬菜、水果、花卉等市场依赖性强的专业村形成概率，靠近地级市、县城的区位条件有利于形成蔬菜、水果等专业村。该结果对农区专业村发展方向和策略制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基于1991—2011年甘肃省各地区玉米生产面板数据，以雨养旱作农业技术革命——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视角，在对玉米产量时空尺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构建关于玉米产量及其10个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关联度模型，分2个时段对玉米生产驱动机制进行阐析。研究结果表明：2003年以来，甘肃省玉米产量出现突发性持续上升的根本原因是大面积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反映该技术的指标——地膜玉米覆盖面积已成为影响玉米产量的首要因子，对甘肃省玉米生产空间格局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

改善农户生计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农户生计变化决定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忠县复兴镇天子村新型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并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从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选取13个指标，建立农户生计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生计变化特征。同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揭示了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显著，与迁入新型农村社区前相比，在生产经营方式、家庭收入结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保障4个方面，农户生计值都有了较大变化；在基于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呈正相关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和公共服务保障对农户生计变化影响最大。

由于其内涵、范围和存在形式的不明确，都市型农业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存在广泛的争论，这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都市型农业的实质、范围和层次划分的探讨有助于对其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宏观、区域和微观3个层次的划分突破传统的笼统理解，使都市型农业概念变得具体。突破限于宏观层面和简单套用一般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传统做法，针对3个层次的都市型农业分别构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逻辑结构和具体指标选择上凸显都市型农业“依托都市资源、服务都市需求”的特征。

以成渝城乡统筹区农地转出户为研究对象，根据农地转出率的大小将农户分为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基本转出户，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OLS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收入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乡统筹区农地转出户的农地转出率不尽相同，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一般转出户并存，农地转出方式和转出对象虽然存在多样性，但农地仍以小规模分散转出为主；稳定的非农收入、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合理的农地转出价格促进了农户农地转出率的提高，而土地细碎化和较多的家庭常年务农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农户农地转出是一种理性决策行为，农地转出率越高，农户的收入效应就越明显，收入由多至少依次为完全转出户、高度转出户和一般转出户。

在GIS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对1978—2013年河南省冬小麦、夏玉米、花生、棉花、油料作物、蔬菜6种主要农作物虚拟水量的计算与分析，探讨了其时空分异规律。河南省6种农作物单位质量虚拟水量在不断下降的趋势下有波动，2003年出现峰值，与当年大旱、所有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有关；在农作物类型中，棉花单位质量虚拟水含量最高，多年平均值达到8 077.4 m3/t，蔬菜最低，多年平均值仅为159.95 m3/t。 6种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差异，按其2013年的产量进行加权分析得到，第一等级区域为三门峡、郑州、信阳，第二等级为平顶山、洛阳、济源、开封，第三等级为南阳、驻马店、新乡、鹤壁、安阳、濮阳，第四等级为漯河，最低为许昌、周口、商丘、焦作。从整体看，西部、南部虚拟水含量高，而北部、东部虚拟水含量低。

以人均粮食占有量为研究指标，以河南省12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通过空间自相关、重心移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1990—2012年河南省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豫北中部、驻马店与信阳交汇处的东部地区形成人均粮食占有量高的集聚区域，豫西、豫西南山区形成人均粮食占有量低的集聚区域，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不断加强；河南省粮食生产呈现不均衡分布，人均粮食占有量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最后，通过空间计量经济模型SLM和SEM分析，结果得出，人均粮食生产空间格局与人均耕地面积、种植结构、历史发展基础呈显著正相关，与经济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运用2013年长沙市的遥感影像数据，借助于空间插值、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空间变差函数等数学模型，对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在空间分布上，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呈现“西密东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随机独立性及空间分异性特征，并且出现高值聚簇区，主要分布在以浏阳市西北部的焦溪乡、淳口镇、北盛镇、山田乡等地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在形态分布上，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形态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形态分布的均质程度不高，呈现以中间区域为顶点向周边方向倾斜的结构，空间结构性差异显著，总体上呈随机独立分布状态。

根据农村居民就业与居住空间行为的主要特征，可将其空间行为模式归纳为3种基本类型：村域就业－居住模式、城镇就业－居住模式和迁移模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2007和2012年武汉市新洲区3个样本村进行实证调研，研究结果显示：① 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区域外转出明显；② 该区域半城市化特征明显，样本村2007年处于城镇就业－居住模式和迁移模式的就业人口占总样本数的比重为39%，2012年则上升为65.3%；③ 该区域的小城镇对于当地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较弱，在农村居民从村域就业－居住模式向迁移模式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土地撂荒现象。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选取宜兴市为研究区，在GIS和RS技术的支撑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变化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呈下降趋势，变化速度逐年减慢，主要新增来源是农用地，主要转移去向是城镇建设用地；② 在地形平坦、距离水源和农用地较近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密集；③ 经济发展、人口减少、交通改善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运用模型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中国1982—2012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粮食生产要素的生产弹性和贡献率的差异。我国粮食生产要素的生产弹性和贡献率在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存在显著性差异。首先，土地和化肥对两类地区的粮食生产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在发达地区，土地和化肥的生产弹性和贡献率显著高于中等发达地区；其次，劳动力、农业机械、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用电量对两个地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差异也很大。我国粮食生产要素的贡献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生产要素价格对贡献率有重要影响。实现我国粮食增产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