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江上游地区人口迅速增长，鱼类资源开发力度增强，有时甚至成为人们赖以活命的依靠。有害渔具渔法的使用、贩卖鳅鳝、毒捕放生区域鱼类等行为使得破坏鱼类资源的问题不断凸显。与此同时，民众的放生，乡规民约和国家明令禁止捕鱼的行为，对保护鱼类资源起着积极的作用。长江上游地区鱼类资源在很长时期内并未进入国家的主流视野，对其管控力度不强，保护的目的多出于原始生命观、避免灾祸等思想。民国时期渔业经济利益逐渐受到重视，国家对鱼类资源的管控力度逐渐增强，保护目的更加多元化，维护渔业经济利益成为主要目的。

运用乡分布疏密度、新设州县数、年平均增长户数及单位面积内户数4个指标探索宋代江南西路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及演变，力图摆脱定性描述的桎梏，为定量分析拓展新的路径。总体来说，北宋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快于南宋。北宋初期，江南西路的经济带是洪州东部—筠州—临江军—袁州东部一线，筠州则是该经济带内最为发达的地区；以该带为界，南北部的经济水平较低；同一州军内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经济带有南移的趋势；筠州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抚州、建昌军的地位则上升；东部地区开发的速度要快于西部地区；各州军经济有趋于平衡的趋势，但其内部中小尺度区划的经济水平仍有明显的差异。

运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方法对莆田市政区地名命名依据与地域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传承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结果发现：（1）莆田市历史政区地名折射出传统的农耕文化色彩，反映尊贤尚教、追求功名、期盼安定的社会文化心理，但人文事象类历史政区地名逐渐被自然实体类替代；（2）现存政区地名命名可归纳为以自然实体、方位、移民姓氏、地方特色和重名为依据；（3）重名地名源于自然环境的相近性、农耕社会的滞固性，其构词形式为：方位词+自然实体/姓氏/人类活动场所；（4）特色地名源于莆田独特的科举、方言、宗教和水利工程。针对重名严重、新增地名文化内涵不足等问题，提出强化地名标准化、重视地名文化内涵挖掘、保护历史地名等对策。

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依据相关的史料和碑刻对元以来云南杞麓湖的开发与治理进行探讨。元以来云南杞麓湖的开发历经了3个时期，即元明时期、清至民国时期、建国后至1980年代。杞麓湖的开发包括湖区土地、湖区渔业、湖区水路等。其中，湖区土地和湖区渔业是开发的重点，元明时期设立河泊所戍军屯田、清至民国时期挖海泥造田征收鱼课、建国后至1980年代围湖造田。人类在开发杞麓湖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其的治理，元明时期发现并疏浚落水洞、清至民国时期开挖河道筑堤修沟划片管理、建国后至1980年代疏浚落水洞加强湖泊管理。

少数民族地区古城镇城址空间分布关系对现今城镇化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选取湘西土家族老司城遗址作为研究对象，采用GIS技术对老司城遗址的城址空间分布关系及其主要地形因子做了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定性研究。老司城遗址选址考虑山地地形特征，建筑尽量不破坏自然景观，注重融入自然环境，集约利用资源，是山地生态城镇的典范。

以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为研究对象，以GIS技术为支撑，考虑聚落间的空间关系及地形与水系对聚落群的影响，改进K-medoids方法，利用聚落的加权距离代替欧氏距离，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划分为三大聚落群。伊河、洛河、涧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龙山时期古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从龙山到夏商时期，有可能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逐渐走向衰退。沙河、汝河流域聚落群4个时期的聚落数量均较少，说明不太适合古人类居住。贾鲁河、双洎河、颍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夏商时期，聚落数量不断增加，说明该地区古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通过聚落群划分研究，揭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更深入地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名胜组景是一定地域范围内景观的组合，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城市地标和旅游资源。以南京的金陵四十八景为例，研究名胜组景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金陵古代名胜组景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密集分布在长江、钟山、秦淮河等山脉和河流附近，同时也受人文地理界线的影响，较集中于南京城墙内；民国至当代的金陵四十八景的空间分布呈现东进南延北拓态势，逐步扩散至人文地理边界以外的外城郭，进而扩散到郊区县市（江北、高淳、溧水）。名胜组景的这种时空变迁特征与城市变迁存在强烈的关联。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景景观可划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金陵四十八景的时间演进过程中呈现自然景观数量减少、人文景观数量增多的趋势，景观景名、排序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古今游憩偏好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历史文化景观的积累、宗教变革、土地利用、社会职能的转变、时代文化的差异都对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客家民系聚落的形成与演进是文化生态过程，是历史、自然、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家文化的形成、扩散演进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呈现出特定规律。以赣闽粤交界带客住核心区为研究空间范围，借助GIS技术以及地统计方法，对客家历史迁移过程和空间环境特征进行分析，探求客家聚落演进过程中的时空耦合规律。客家聚落的发育和分布呈现出以盆地为中心向外辐射状分布和沿水系呈带状分布的时间空间演进序列。客住核心区聚落所呈现的时空分布特征表明，客家聚落选址问题体现了中原汉民族的先验文化的重要影响，从文化本质上，客家文化是客家先民的主体适应性结果，体现了对环境的最优适应性。

在梳理浚县古城墙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古城墙片区内的建筑遗存，指出允淑门、云溪桥、李家大院等是古城墙片区内建筑遗存的典型代表，并对其进行测绘解读，探索它们的布局组合模式及实用价值，从整体性、原真性保护的视角出发，提出“活态”保护的策略，并且尝试运用构建遗址公园、延续城市肌理和传承民俗文化等具体方法，为当地居民生活、建筑遗存保护与地域文化传承的共同发展提供策略和建议。

借助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从回族经济模式在河南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出发，分析了各个时期不同的回族经济模式对回族认同的历史作用。研究表明，河南回族经济在经历了唐宋时期“住豫”蕃客的商业活动、元代回族农业经济的兴起和定型、明清时期转向回族商业3个阶段后，在近代突出地域特色，出现了大量回族办实业现象，回族商业经济向新的高层次发展。在河南回族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回族认同始终通过经济模式的载体而得以充分展现出来。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城市水系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合肥因水得名，生于水，兴于水，秉承了水之性，在古代城市营造和建国后的城市规划中充分利用了城市水系的作用，也因水系的变迁、河道的淤塞造成了城市的衰落。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合肥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如何做好“水”文章，保护好城市的母亲河，这对合肥市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同区域密集分布的史前聚落与早期城址密切相关，河南溹须河流域地貌演化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但早期研究侧重于宏观时空尺度下的地貌特征描述，地貌类型划分与演化特征分析不够细致，使得后续研究进展困难。根据野外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溹须河流域更新世地貌特征与演化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对各类地貌的面积与比例进行量算，并对地貌演变的作用机制进行评述。结果显示，新构造运动控制着区域宏观地势的形成，其对区域东部沉陷和西部抬升具有决定作用。第四纪频繁的气候波动强烈影响着区域水流的强度与频率，并以堆积、侵蚀等不同形式对以河流地貌为主的溹须河流域现代地貌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修塑作用。在构造、气候等作用下，溹须河流域现代地貌逐渐形成。尽管溹须河流域的地貌框架形成于燕山运动时期，但在构造、气候等内营力、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区域当前的地貌特质逐渐构成，而且依然处于持续的演变当中。

城市最初起源于地理景观的选择，地理格局对于城市景观起源和发展变化始终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古都保护规划需要研究地理格局之中的城市景观时空变化和演替轨迹：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就有依山势修筑的军事堡垒，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依靠长江天堑在南京创建都城，依靠山川地形构建军事防御城墙，随后陆续有10个王朝建都南京，山脉水系始终是影响南京城市空间的重要因素；早先帝王依据自然唯物思想选址构筑城市，后来逐渐以唯心说法 “王气”“风水”“紫光”等笼罩地理山川。探究地理视角的“南京古都风貌保护规划”新思路，依顺自然地理山水脉络探察城市起源遗址以及发展变迁古迹，分析现代建设破坏的主要地理地段，保护古都赖以生存的自然山脉河流脉络系统，为城市永续发展奠定基础。

南宋福建庙学分布非常广泛，不仅沿海平原，而且汀州、漳州的山区也遍及庙学。依据庙学分布情况，可将福建分为庙学发达区、一般区及落后区。从空间分布角度观之，南宋福建庙学呈现出不规则架构、主要分布于自然流域及河谷地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区域性、人口数量及地域开发等因素影响着南宋福建庙学的空间布局。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南阳地缘交通的古今变迁，总结地缘交通因素对南阳古城产生以及对南阳城市经济、人口、规模、形态、功能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地缘交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为南阳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地缘交通对南阳城市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空间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南阳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依次是晚清及其以前、民国时期、1949至1979年、1979年以后。

采用统计法、分类法对盐池县聚落地名要素进行处理，提取主要地名类型，分析各地名类型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盐池县自然类聚落地名反映了聚落的选址与地形、水文密切相关；人文聚落地名方面，移民、经济、军事、政治地名综合反映人们生产、生活所处的人文环境。盐池县聚落地名是动态发展的，与人、地理环境构成地理环境-人-聚落地名系统，通过定性分析，这一地名系统揭示了盐池人地关系以稳定为主，但也存在人地关系紧张现象，北部风沙区人地矛盾还很突出。

卫河系海河水系的支流，它流经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北部，隋唐至宋元时期称为御河，是重要的漕运通道。清至民初时期（1644—1927），由于支流分布及地理位置、地势等原因，卫河水患常发，河道亦时常发生变迁，其变迁河段主要在滑县至大名县之间，且有逐渐向东南偏移的总体趋势和特点。研究表明：卫河的主要支流均在滑县以下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卫河，而卫河东岸除了流量不大的硝河外，则较少有河流的汇入，加上漳河的频繁迁徙和不断侵入，势必会对东岸造成冲击，从而引发卫河向东南滚动迁移。

在大遗址展示概念、范畴界定的基础上，探讨大遗址展示的理念及具体设计方法，以期为实现大遗址保护、利用和传承有所助益。大遗址展示是实现大遗址保护和传承的有效途径，在保护利用、价值导向等理念指导下，根据大遗址展示内容遗址遗迹本体、自然环境（地脉）和除遗址遗迹外的文化景观（文脉）的形态、内涵、特性等，提出了保护陈列展示法、意象展示法、地脉强化法、文脉延伸法、文化展示法等展示设计方法。

数字环境考古是为了响应信息时代对环境考古的新要求而提出的新概念，是指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史前聚落具有文化与环境双重属性，成为包括数字环境考古在内的环境考古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国内外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多年的研究工作，对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提出了具体的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数字环境考古中的史前聚落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必将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我国区域差异最明显的省区——陕西省现有117 条政区地名的命名规律、命名缘由和命名时间等属性的分类统计分析，发现陕西全省现有半数以上政区地名在明代及其以前就已产生，且越早出现的政区名称，以自然地理实体特征得名愈突出；越晚出现的政区名称，因社会人文事象得名越明显。从时空分布看，陕西政区地名随时间变迁呈现出明显的与三大地域开发序列相对应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区域开发、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全国政区体制变化是陕西省政区地名文化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