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了构成省际创新能力的3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专利及其市场化程度、进出口和FDI流入；在此基础上，将1999年作为发展的基点，考察了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分省之间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果用进出口、专利及其市场化程度和FDI流入来衡量分省之间的创新能力，那么，分省的创新能力可以解释近5年来经济增长的52%。像以前一样，进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FDI在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不同的是，专利及其市场化的程度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阐述了制度变迁对于中国不同等级城市的影响，采用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比例和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例3个因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加权最小平方法对制度变迁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和制度变迁的边际作用做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不但具有空间的分异性，亦具有等级分异性。私劳比率这个代表市场化的因素对各个等级城市的影响方向和度量是接近的，分异性并不明显；而财政比率和外资比率这2个与行政因素关系密切的因子则明显地倾向于高等级城市。

采用产业结构变化率与变动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产业结构偏离-份额指数对中部地区煤炭城市的产业结构效益进行了横向动态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部主要煤炭城市在近8年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率总体显著。（2）所有城市的第二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所在城市经济增速，而第三产业则慢于城市经济增速。（3）产业结构偏离度在1997—2007年整体在下降，但在近6年却呈缓慢上升态势。（4）偏离-份额指数显示中部各主要煤炭城市第二产业结构效益与竞争力占优，但对于第一与第三产业不同城市偏离效益表现不同；同时，各煤炭城市相应产业部门对所在城市经济区域的促进作用以及在产业区域经济结构效果和竞争效果指数方面均存在差异。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开发区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上海开发区的吸引国内外投资、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总值及工业利润等经济指标都不同程度地下滑，抽逃外资现象显现，未来发展陷入困境。究其原因，既有上海开发区受土地资源制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自身特点，也存在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外订单下降、国内外资本市场紧缩等原因，以及宏观政策不配套、管理体制缺陷等制度因素。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开发区稳步发展应采取实施品牌输出战略、优化外资利用结构、实行园区合理分工、进行管理模式创新等措施。

山区是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集中的区域。以国家有关资源型城市发展、重庆市近年来区域经济城乡统筹发展、三峡库区治理贯彻实施的大政方针为宏观背景，以三峡库区山地资源系统开发为个案，并将该区域资源状况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综合，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为我国山地资源系统开发与山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整合做了探索性研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对策措施。

基于河南省修武县西村乡的8个村108份有效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现阶段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结果显示：（1）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向以焦作市内务工为主，工种主要集中于技能要求较低的建筑、餐饮服务及工厂务工。（2）性别和年龄结构上，女性年龄多在16~25岁之间，而男性则没有明显特征，只是在21~30岁的年龄段上比重较大。（3）相对于在家务工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工资收入与其文化程度呈正向相关。总之，研究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处于较低水平，急需大力推进劳动力素质培训。

在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重点放在了多级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设置上，因而造成标准过于繁冗、应用受限的问题。通过考查资源承载力与主体功能区的内在联系，将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建立在区域资源承载力的测度之上，构建了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模型。将这一模型运用于长江流域，得出如下结论：在全国层面上，长江上游地区应划为重点开发区；在区域层面上，重庆、四川为优化开发区，云南、贵州为重点开发区。

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究其原因，人力资本投资城乡差异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河南城乡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差异较大，并有逐渐扩大趋势，这种现状如果得不到根治，将直接影响到河南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根据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建立指数曲线趋势模型，分别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3个方面分析河南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以及与全国的差异，并利用聚类分析等方法探讨河南18个省辖市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

以乡镇为研究单元，以人均GDP与nich指数为测度指标，采用ESDA等空间分析技术，依托增长极等理论，分析1999—2007年盐城市乡镇经济空间格局与经济差异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盐城市乡镇经济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南—西北”递减态势。临海乡镇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市区、大丰港“增长极”与国道“发展轴”的区域经济带动能力逐渐增强。市域内乡镇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呈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落后地区重点乡镇“增长极”的培育有助于改善周边乡镇贫困局面，重大项目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对市域乡镇经济格局影响突出。

为了更好地展示工业时代的空间组织模式，给出了一个包括时空背景、组织主体、组织客体、要素组成、要素状态、空间效率和技术7个部分的概念性框架；以该框架为基础，逐步分析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对空间组织其他6个部分的具体作用；最后提出了一个判定空间组织效率的新视角。研究发现，信息与通信技术导致了传统空间组织模式的根本性重构，其对空间组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过去的30多年间，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显著，这也证明了其作用下空间组织的高效率。

利用1990年以来江西省交通运输及相关统计数据，在分析和评价全省各地市客、货运量状况的基础上，运用地域非均衡系数、区域位势商指标，对江西省客、货流运输联系的空间演化特征及趋势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全省在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客、货运输在空间分布上已由低水平的集中趋向均衡发展，客运的廊道效应初显，在京九铁路、浙赣铁路、昌九高速、赣粤高速沿线地区客流较为集中；货运重心南移，极化效应减弱，随着全省各地市的资源优势开始转为经济优势，货运地位出现有序演变。结合江西省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对其运输化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以最短时间和可达性系数为指标，在ArcGIS的支持下，对1986，1996和2006年3个时间断面的河南省公路交通可达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公路网络连接的县级城市可达性值以中部及中北部为核心，向外围逐渐增高，大致呈不规则环状分布格局；研究期内，可达性空间格局总体变化不是很大，可达性比较好的县级城市主要位于河南省的中部及中北部，可达性较差的县级城市均分布在河南省的边缘地带，3个时间断面中，新县、台前始终是可达性最差的2个县；随着河南省公路网络建设的逐步完善，河南省整体可达性及各县的可达性均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不同阶段可达性的提高幅度又有所不同，1986—1996年各县可达性值减少率高于1996—2006年各县可达性值减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