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Tobit计量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00—2021年黄河流域九省份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性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06—2016年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17—2021年逐步恢复，除山西外基本实现协调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空间格局较为稳定，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总体呈上游、下游、中游依次降低趋势；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碳排放存在严重滞后现象；调控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力资本是改善黄河流域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途径。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利用改进生态系统贡献率模型测度区域生态福祉，分析长三角地区人均生态福祉与生态-经济产出效率的时空演化，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对效率指数和相对生态福祉指数，构建生态福祉分类模型，并探讨各类型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改进生态系统贡献率分别为耕地0.76、林地1.58、草地1.34、湿地1.57、水域1.41、盐田0.05、裸地0.44。（2）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经济产出效率呈不断升高趋势，人均生态福祉则呈逐年下降态势。（3）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与人均生态福祉之间具有空间负相关性，且不断减弱，其空间聚集类型为低-低、低-高、高-低3种类型。（4）2009—2019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福祉类型以低效-高福祉区和高效-低福祉区为主，低效-低福祉区随年际变化呈稳定后减少的态势，高效-低福祉区是4种类别中唯一不断增加的类型。

以兰州市为研究对象，探究生境特征的村镇聚落分类并进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旨在明确村镇聚落分类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联系，为村镇建设发展与资源利用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兰州市村镇形成“五大类九小类”聚落类型，其中谷地聚落数量较多，占整体的59.10%；其次为丘陵聚落,平川与山地聚落数量相差不大，占整体的7.90%和8.48%；高原聚落数量最少。（2）高程是影响聚落分布和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平川与谷地聚落集聚于河岸两侧，数量较多且生态环境较差；山地与高原聚落生态环境较好，但村镇聚落较少。村镇聚落与生态环境质量呈显著负相关，生态环境特征分析结果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结果一致性较高。

基于全国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量调查数据以及人均食品氮足迹测算，运用ArcGIS空间统计分析、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等方法，分析2001—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氮足迹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人均食品氮足迹的总量变化较小。（2）食品生产氮足迹所占的比重最大。（3）植物性、动物性食品生产氮足迹比重升降趋势较明显，二者相互抵消使得食品生产氮足迹的比重增加缓慢。（4）人均植物性食品消费、生产氮足迹占人均食品氮足迹的比重大。（5）人均食品氮足迹的集聚效应显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高值区与中国牛羊肉的主要生产、消费区空间分布一致。（6）人均牛羊肉生产量、消费量是人均食品氮足迹等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均粮食消费量、平均家庭户规模也具有一定影响。

运用隐含碳排放模型，结合Kaya恒等式和LMDI分解法，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测算和分析2003—2020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在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隐含碳排放，研究隐含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动态特征和总体状况。结果表明：（1）隐含碳排放变化趋势包括先升后降和波动上升两种类型，总体呈增长态势，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2）隐含碳排放空间差异明显，包括高值区、中高值区、中低值区和低值区4个等级。（3）驱动因素动态特征包括先升后降、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和先降后升4种类型，且经济产出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分别呈正向和负向驱动，能源结构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作用方向和大小均存在差异。通过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低碳清洁技术、推广清洁能源应用等措施，可以有效抑制隐含碳排放，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

以2001—2020年新疆工业碳排放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对能源、投资和产值等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对工业整体而言，产出规模、投资碳强度、能源规模有明显的促增效应，投资规模、产出碳强度对碳排放产生微弱的促增效应；（2）投资效率对碳排放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能源消费碳强度和能源强度抑制作用较弱；（3）重工业和轻工业因为不同的发展特征而导致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重工业碳排放趋势和驱动因素分解与工业整体大体一致；（4）对于轻工业而言，产出规模、投资碳强度和能源消费规模是促进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投资效率较大幅度抑制碳排放增加。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引导企业进行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以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

为探究桂西南喀斯特—北部湾生态山与经济山间的价值转化效率，通过能值法构建“两山”价值转化输入输出模型，评价2005—2020年桂西南喀斯特—北部湾“两山”价值转化水平与生态资本减值强度，并利用指数平滑法预测2021—2025年“两山”价值转化率。结果表明：（1）2005—2014年，桂西南喀斯特—北部湾“两山”价值转化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的大幅调整过程，2015—2020年有小幅下降。2005—2020年各市“两山”价值转化水平不均衡，但整体呈现增加趋势。（2）2005—2016年推动桂西南喀斯特—北部湾生态资本减值的绝对驱动力量是水土流失，2017—2020年，碳排放是构成生态资本减值的主导因素。（3）指数平滑法预测2021—2025年桂西南喀斯特—北部湾“两山”能值转化率为缓慢下降。因此，需减少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负压，降低区域生态系统的功能损耗。

淮河流域是我国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和粮食主产区。基于1995—2020年淮河流域的土地利用、气象数据及社会经济等数据，运用InVEST模型及GIS空间分析方法评估产水量、土壤保持、碳储量、食物供给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5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采用主成分分析流域像元、县域及市域尺度下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结果表明：（1）1995—2020年淮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增强，产水量的年平均深度增加了265.60 mm，土壤保持服务增加了28.21×108 t，碳储量减少了1.04×108 t，食物供给增加了702.76 t·km^-2，NPP增加了293.88 gC·m^-2·a^-1。（2）淮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随时间呈动态变化，在县域市域尺度上相对稳定，在像元尺度上变化明显。（3）淮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随尺度变化表现出异质性和尺度依赖性。生态系统服务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尺度上既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又更多地表现为尺度上的差异性和动态性。

植被和气象因子间的相关性分析对认识生态系统整体性有重要意义。使用GIMMS NDVI3g遥感数据，结合气温、降水数据，运用趋势分析、相关分析方法，探究1982—2015年淮河流域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气温、降水的时空变化及其相关性。结果表明：（1）在时间尺度上，1982—2015年淮河流域植被覆盖整体呈上升趋势，NDVI的增速为0.000 678/年，气温、降水也呈增长趋势。（2）在像元尺度的空间分布上，约3/4像元的NDVI呈增长趋势，三者关系显示淮河流域气温、降水条件有利于植被生长，植被覆盖稳定且持续恢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3）像元尺度的变化趋势以及NDVI与气温、降水的相关性对比分析发现，淮河流域气温升高对NDVI的促进作用相较于降水更为明显。

基于水足迹理论，测算2010—2020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7个城市的水足迹，并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水足迹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及属性特征进行剖析，阐明水资源空间转移趋势以及各省份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根据个体网络特征分析和核心-边缘模型分析界定用水网络的核心和重要节点，划分水资源管理的关键区域。结果表明：2010—2020年沿线城市水足迹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用水网络出现空间集聚现象，形成了以郑州、西安、武威为核心的三大水资源管理核心区，并支配周边地区的用水联系，信阳、周口等次核心区范围明显扩散，区域用水网络正逐步完善。为提高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市水资源协同管理效率提出具体且有针对性的建议。

以2001年、2011年和2021年3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借助格网GIS技术、价值当量因子法和空间统计模型，研究淮海经济区生态服务价值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2001—2021年，耕地面积呈持续减少的变化趋势，减少了739 035.40 hm²，变化率为-9.53%；而建成区面积增加了794 144.78 hm²，变化率为64.23%，其他地类的面积变化不大。（2）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年减少，20年间共减少了367.22亿元，主要是由于耕地减少和建成区的面积增加，就11项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而言，6项呈逐年减少的变化趋势。（3）研究区格网单元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Moran’s I从0.771降至0.703，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趋同性有所降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低-低集聚区的面积占比由18.36%降至13.96%，高-高集聚区的面积占比为5.53%，2011年增加到5.67%，2021年减至4.86%。

通过收集1982—2020年秦巴山地94个气象站点逐日观测资料、2000—2020年MODIS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以及中国1：100万植被数据集，利用Mann-Kendall检验、趋势分析以及二阶偏相关分析等方法，综合分析秦巴山地昼夜增温时序变化及增速差异，探讨秦巴山地植被NDVI对昼夜不对称增温的响应特征，分析昼夜不对称增温对不同植被类型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1982—2020年秦巴山地日最低气温和日最高气温存在明显上升趋势，夜间增温速率是白天增温速率的1.3倍，表明昼夜增温存在不对称性。② 昼夜增温对秦巴山地植被生长促进作用更明显，显著性分析结果存在空间差异，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站点数量不多。③ 不同植被类型对昼夜增温响应特征有所差别，白天增温促进草丛、草甸、灌丛、阔叶林、农作物的生长，抑制了针叶林的生长，而夜间增温对植被生长的影响仅对草甸起积极影响，对其他植被类型均为消极影响。

基于2000年、2010年、2020年遥感数据，对洛阳市景观格局和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与动态特征进行评价、分析与预测。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洛阳市以林地耕地为优势景观，建设用地、林地和耕地的转移幅度较大；整体景观格局特征变化稳定，其中南部和北部的耕地与建设用地破碎度和复杂程度升高，中部林地的聚集度和优势度升高。（2）洛阳市景观生态风险水平整体较高，风险等级分布较为稳定，2000—2020年风险变化呈先增后减趋势，当前恶化区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水源、水库以及自然保护地周边，预测2030年风险恶化区将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以及洛河、伊河流域两侧的耕地地区。（3）研究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存在显著正自相关性且聚集性不断减弱；自然条件为2020年风险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海拔、气温、坡度因子解释力较高。（4）南部林地为风险滞后区，风险降低缓慢；中部耕地为稳定高风险区；北部建成区和黄河下游区域为风险频变区。

基于时序Landsat影像采用城市组分指数（urban composition index，UCI）获取1988—2021年莆田市城区不透水地表分布图，综合分析莆田市城区不透水面的时空变化特征，探究其演化的相关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8—2021年莆田市城区不透水面面积呈增长趋势，增加面积为127.42 km²，扩张速度由快变慢；空间分布为分散-聚集格局，主要扩张方向为东南沿海方向，以市中心为内核不断完善周边建设，以交通为轴向进行带状扩展。在政府政策引导和控制城市发展进程下，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是莆田市城区不透水面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地形和交通也有着一定的驱动作用。

以典型的干旱地区新疆为例，用熵值法计算1996—2014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各要素的权重，运用熵增定律对二者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呈现出非平稳的波浪形上升过程，耦合模式以磨合、拮抗型为主，显示出城镇化推进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且破坏程度在不断加剧，但恶化加剧的幅度却在不断缩小，趋于稳定。从影响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要素流”角度进行剖析，提出适合新疆城镇化生态发展的主要路径。

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2000—2013年西安市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及耦合度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演变趋势，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演变趋势；西安市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二者协调性由低水平的经济滞后失调型发展为高水平的生态环境滞后协调型,并存在工业废气排量增加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问题，因此，需加强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监管，实施绿色考核制度，坚持绿色生活方式,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2个角度出发，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京津冀地区是雾霾频发的典型区，研究该地区雾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规律，对防治雾霾意义重大。对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的PM2.5数据分析表明：① 该时段内京津冀雾霾时空分布差异甚大，秋末至初冬PM2.5浓度值骤然增高，空间范围由东南向西北不断地扩大。冬末至初春PM2.5浓度值迅速下降，空间范围由西北向东南不断缩小。② 该地区处于高压控制下的低温、无风或风力较小的天气，最易形成雾霾。③ 第二产业能耗与PM2.5浓度关系最为密切，工业能耗与其关系最为显著。④ 气象要素是雾霾集聚、转移与扩散的重要影响因子，社会经济要素是京津冀雾霾频发的根本性原因。因此，防治雾霾，应该根据不同时间段的气象条件，采取相应措施，而调整能源结构才是治霾的根本所在。

以陕北侏罗纪煤田为例，在定性分析该矿区煤炭资源安全绿色高效开发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煤炭资源安全绿色高效开发SWOT-AHP模型，定量分析了SWOT分组因素及其组内因素对该矿区煤炭资源安全绿色高效开发的相对重要程度，提出了适应该矿区内外部条件的煤炭资源安全绿色高效开发模式，即“在进一步巩固良好安全生产形势的基础上，以保水、保生态为前提，协调有序地开采中厚煤层煤炭资源，有效开发薄煤层煤炭资源，在清洁高效节水条件下加强煤炭资源就地转化与利用”；同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基本理念和评价框架，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4个方面对河南省义马矿区单位面积的生态功能价值进行测算，并分析了义马矿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05—2012年间的演化过程及敏感因素。结果表明：（1）义马矿区单项生态服务价值在2005—2008年间，废弃物处理、水源涵养、娱乐活动和控制侵蚀呈正向变化，食物生产、生物多样性、空气净化、土壤保持、气候调节呈负向变化，在2008—2012年间，仅有土壤保持功能价值为负向变化，其他均为正向变化；（2）矿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现出降低—上升—缓慢下降的趋势；（3）农田和水域为义马矿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敏感的因素，即矿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是进行土地与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