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安徽省第一、二、三批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安徽省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整体呈现集聚、不均衡分布特征。尽管各批次示范村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化,但已创建示范村空间分布却趋于集聚化。(2)示范村空间分布具有“主要集聚地数量基本不变、范围不断扩大、集聚程度不断加深”的演变特点,当前呈现“两横三纵”分布格局,“两横”分别是长江沿线集聚带和淮河北岸沿线集聚带,“三纵”分别是皖中阜六铁路—大别山东北麓沿线集聚带、皖南九华山—黄山沿线集聚带和皖南环宁集聚带。(3)路网密度、人均GDP和河网密度是示范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并且前两者分别与到5A级景区距离的交互作用对示范村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总体上,区位交通和政府干预是示范村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

大城市周边乡村作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地区,剖析其转型过程与动力机制将有助于深化对乡村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浙江省仙潭村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系统剖析大城市周边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及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仙潭村历经“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的转型过程。县镇两级政府、村委、民宿业主、村民等人类行动者和房屋、景观等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仙潭村转型行动者网络经历了构建与转换两个阶段。(2)乡村转型的核心行动者从以外来价值发现者、乡贤精英和本地农家乐老板组成的民宿业主向地方政府与民宿业主合作更替;强制通行点(OPP)从“发展民宿经济,建立面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性乡村”转向“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乡村”。(3)在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行动者协同参与、行动者主导力量与行动策略组合构成乡村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框架。未来,大城市周边乡村需要结合自身禀赋和历史基础,注重多元主体的吸纳,统筹推动乡村转型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在于探索未来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科学路径。在梳理乡村地域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人-地-业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和乡村地域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2021—2070年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下乡村发展情景。结果表明:中国未来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人口、产业子系统得分增长速度快于土地子系统,土地子系统是决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继续当前的发展路径虽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和城镇化水平,但高经济增速会对耕地保护、资源环境带来较大威胁,人-地-业协调发展面临挑战。可持续发展的SSP1路径是我国乡村地域系统走向高水平耦合协调的最佳选择。未来发展要积极提升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稳步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规划要推动乡村建设用地减量、劳均耕地面积指数型增长;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

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分行政村数据,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法、地理探测器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镇域尺度下福建省三明市空心村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三明市空心村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为集聚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外围密集、中间稀疏”特征,并在全局上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主要热点地区集中在三明市西北部,主要冷点区围绕三明市主城区周边;三明市空心村空间分异机制主要由区位交通、产业经济和设施服务层面的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目前三明市空心村的治理应更多关注培育本地产业、促进产业内部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完善设施服务水平等方面。

为探究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村镇聚落空间在复杂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系统环境下的演变与发展,基于1988—2023年村镇聚落斑块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平均最近邻等空间格局分析工具,引入空间增长指数、位序规模法则等分析方法,对阿拉善盟村镇聚落体系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聚落空间布局的方向性在逐渐减弱,集聚的区域和范围在不断扩大。(2)聚落规模的增长幅度较大,但增速的波动性也比较强,聚落斑块从大规模高值聚落集聚向复合型小规模依附于大规模聚落集聚转变。(3)首位聚落的垄断性较强,中位序聚落发展缓慢,低位序聚落增长较快。(4)影响阿拉善盟村镇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因素主要有外部的约束力生态因素、离心力建设因素以及决策力政策因素,内部的驱动力经济因素和牵引力文化因素。

基于44篇实证研究文献,运用Meta分析方法,探究中国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强度,考察各影响因素效应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以及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1)允许异质性存在时,信息获取渠道和气候变化认知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同时,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务农经历、种植规模以及政府宣传支持等也决定农户是否采取适应性行为。(2)从时间维度看,多数影响因素研究的精度不断提高且效应量逐步趋于稳定,但部分因素的影响效应呈下降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影响因素的方向和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3)模型选择、变量测量、调查年份、研究区域、认识过程等是导致研究结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户适应性能力为核心,研究层面应关注时间和空间等变量的调节效应。

基于浙江省1 044个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政策偏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户兼业程度增加,其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的意愿将下降。现金奖励、技术培训和贷款优惠等政策能显著提高农户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的比例。文化程度、是否参加合作社、重要性认知、产量认知等变量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行为有显著影响。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政策偏好优先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非农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小于10%的纯农户最偏好农机补贴政策,比例介于10%~50%的Ⅰ型兼业农户最偏好现金奖励政策,比例超过50%的Ⅱ型兼业农户最偏好贷款优惠政策。

基于2020年土地利用、高程和坡度数据,运用平均最近邻比率、核密度估算、全局聚类检验及热点探测等方法揭示新疆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规模特征并探讨其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全域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集聚态势明显,南疆集聚态势高于北疆,兵团各师(市)集聚态势高于地州。(2)乡村聚落分布核密度南疆大于北疆,地州乡村聚落密度明显高于兵团。(3)乡村聚落整体空间分布呈“北疆各地州大规模-高密度、南疆各地州小规模-高密度”“北疆各师(市)大规模-高密度、南疆各师(市)小规模-低密度”特征。(4)乡村聚落分布与道路、河流的距离呈强烈的正指向性,与海拔、坡度呈负指向性。相较于新疆地州聚落,兵团聚落更趋向低海拔分布且更加依赖于交通。

后疫情时代,有效测度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对提升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从能动性视角切入,重新修正灾害冲击下农户生计韧性的理论框架,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案例地,测度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并诊断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商贸生计型、旅游生计型、均衡生计型、务工生计型、务农生计型;(2)灾害冲击下影响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主要障碍因子为亲属担任村干部、机遇判别、寻求新机会、收入多样性与社会组织参与;(3)农户在灾害冲击下表现出的较强生计韧性与袁家村突出的组织特征与产业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中国30个省份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结果表明:(1)耕地“非粮化”或“趋粮化”演变是耕地稀缺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种粮劳动力成本、农地流转规模、种粮土地成本、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7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2)存在生产要素驱动型和规模局限型两条“非粮化”路径,以及耕地资源丰裕—种粮规模化和土地成本诱导—种粮规模化两条“趋粮化”子路径;(3)种粮土地成本上涨是“非粮化”的重要诱因,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是互补因素,能够缓解种粮土地成本压力对粮食种植的不利影响;(4)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地流转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因素相互关联,对耕地种植结构演变发挥联动影响。

明确集市村空间分布特征、发展条件与潜力是科学定位其在村镇聚落体系中功能的前提。以豫东平原宁陵县为研究区域,从空间分布、资源规模等多个方面,采用空间分析法、景观分析法等多种手段,将72个集市村与274个非集市村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平原县域集镇布局基本符合“六边形”格局;(2)集市村多位于行政边界地带,是二级中心地远距离辐射不足的补充;(3)集市村居民点用地更加集聚高效;(4)集市村交通区位优势更加明显,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更加丰富,非农产业发展基础更具优势,基础设施条件更利于现代农业发展,且综合发展潜力更大。鉴于此,在村镇规划与建设过程中,集市村可以作为仅次于集镇的重要节点。

以平原农区河南省扶沟县为研究区,通过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和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析农产品生产、非农经济发展、人居生活、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5类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并结合优势功能法综合划分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区。结果表明:(1)扶沟县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表现出“社会保障功能最强,生态保育功能较强,非农经济发展、人居生活和农产品生产功能相对较弱”的位序特征,并且各类功能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2)基于优势功能识别结果,将扶沟县14个乡镇划分为综合型、单功能主导型和双功能并重型3种功能类型区,并按照“强化优势、补齐短板”的思路,提出分区差异化发展对策,为推进扶沟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和分析策略可为平原农区其他类似县域明确乡村地域功能特征、探寻乡村振兴科学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编制村庄规划、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选取封丘县123个行政村,从村庄规模、产业基础、城乡区位、用地适宜性、特色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6个方面评价村庄发展潜力,结合POI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利用村庄分类模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五类村庄的划分阈值。结果表明:(1)利用“先评价、后分类”的分类体系,分类结果相对合理,证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2)研究区地处平原,自然环境条件差别极小,影响村庄类型的主要因素集中于村庄规模、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3)村庄类型的主体为整治改善类村庄,此类村庄的发展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

采用改进的多交通模式三步移动搜索法(MM3SFCA)可达性评价模型、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法和区位熵等方法,分10 min,20 min和30 min出行情景对安徽省寿县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均衡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寿县乡村义务教育学校可达性差异明显,随出行时间增加,小学可达性的差异扩大,初中可达性的差异减少;学校可达性呈现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集中连片和多点分散相结合的空间特征,小学可达性呈现为县域中部和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初中可达性相对均衡,为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县域乡村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严重不均衡,小学配置优于初中,县域中部和东南部区域优于西北部,均衡性随出行时间增加而提升,小学的均衡性空间格局从多中心向单中心转变,初中的均衡性维持多中心空间分布。

以广东南平村为案例,综合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多维度评价返贫风险并识别返贫风险模式与等级,构建乡村旅游地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结果表明:(1)南平村各类返贫风险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条件、人力资本、政策扶持、发展机会、社会保障、自然资本,其中经济条件成为南平村的主导返贫风险类型。(2)农户数低于整体均值较多的风险类型为政府扶持、发展机会、人力资本,同时可将农户返贫风险模式分为低增长返贫与低资产返贫两类。(3)对于不同返贫风险模式及等级的农户,应持续对其返贫现状进行动态评估,实施阻断机制;充分发挥两大预警队伍和两大利益联结主体能动性,构建长效衔接机制。

基于经典统计学、GIS空间分析、重心及空间自相关等模型方法，对河南省122个县级单元耕地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并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分区。结果表明：2001—2020年河南省粮食生产（总量和地均产量）增长幅度大，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地均产量平均值较2001年分别提高61.50%和31.71%，但增长幅度趋缓，粮食产量提升空间趋紧；粮食生产的高产区不断扩大，空间上形成豫东平原、豫北平原和南阳盆地三大核心区，耕地质量建设是豫东平原和南阳盆地未来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2001—2020年全省粮食生产重心一直在鄢陵县，整体沿南偏东约17.3°方向移动了14 073 m，2001—2010年向东南向移动，2010年后缓慢向西北向移动，移动距离逐阶段减小，粮食生产趋于平衡；粮食生产总量空间上具有强的正自相关性，高-高和低-低自相关类型并存，结合粮食产量，划定粮食生产的一级核心区、二级核心区、潜力提升区和一般生产区。

基于河南省粉丝量20万以上的抖音农村网红数量、粉丝量、直播带货等数据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位序-规模法、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河南省抖音农村网红的发育水平、空间差异并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抖音农村网红发育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高水平区在洛阳—商丘形成条带状集聚区，中低水平区围绕高水平区扩散，主要分布在南阳、驻马店、安阳；发育水平排名前10%的网红大多集中分布在郑州、开封、洛阳、商丘，并且这些网红的带货能力、视频支撑力与粉丝粘性均处于领先地位。（2）从位序-规模特征看，拟合曲线属于接近首位型的类型且“翘尾”现象明显。“头部城市”数量少但影响作用强，“中部城市”数量虽较多但影响力不及“头部城市”。（3）从空间分布看，农村网红数量高水平区分布在开封、商丘、周口和平顶山；济源和漯河两地的农村网红数量在全省均呈相对落后的格局。此外，在空间关联格局方面，农村网红数量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且在商丘形成显著高-高集聚区。（4）从影响因素看，政府支持力度、科技文化水平、互联网环境支撑和电商发育水平对农村网红的发育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

基于湖南省岳阳市407个样本的微观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离散Probit模型检验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整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资本结构的差异性作用规律。结果表明：（1）农户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均对农户宅基地整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作用强度较大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干部数量、家庭收入来源、邻里关系、家庭党员数量、家庭总人口、距耕地距离等；（2）不同资本类型农户对宅基地整治行为表现出不同的满意度，资本合理型农户的满意度更高；（3）在不同资本类型农户的满意度影响因素中，资本合理型农户更倾向于宅基地整治带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提高，资本缺乏型农户更倾向于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高。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方法研究2006—2020年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及各维度生计资本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具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公共资本依次降低的特征,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总体差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差异均呈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3.889%,63.536%,12.642%,区域间差异是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地区差异呈下降态势,不同区域的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组间流动性较低,难以实现跨越式跃迁,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中国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

构建粮食安全与种业创新指标评价体系,利用2001—2020年面板数据测算粮食安全发展指数,基于区域视角和省域视角检验种业创新对粮食安全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2001—2020年粮食安全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指数最高,而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指数较低;(2)粮食安全发展水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空间上呈现从沿海到内陆递减的趋势,地区集聚效应明显;(3)种业创新环境和种业创新产出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三大功能区域的粮食安全均具有显著影响,种业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不同,市场化程度对粮食主销区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较多依赖于农业技术条件和农业人力资本等基础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