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各类文献资料的综合梳理,整理得到732个川江码头的数据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法进行处理,复原晚清民国时期川江码头的分布格局。结果表明:晚清民国时期,川江码头在四川盆地内部以重庆为中心向北面和西面呈放射状分布,重庆以东至宜昌段则为线性分布。这一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川江流域特有的水文条件,使码头向川江干流集中;二是重庆开埠以来商业发展,使重庆成为川江码头的聚集中心;三是全面抗战爆发中断了川江东向航路,嘉陵江和乌江中南北走向的码头得以增多。以川江干流为主和以重庆为中心的码头分布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打破了四川盆地的长久封闭局面,另一方面形成了四川盆地内“成都-重庆”两极发展的格局。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检索、实地调研等方法，基于历时维度导向，以鲁运河历史文化名镇为例，划分古镇历史演变阶段，探究古镇发展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演变主线包括水环境、水利技术、经济产业、历史文化、军事防御和空间发展，以朝代的时间更替和演变主线阶段性节点可将演变阶段划分为“发生—发展—兴盛—衰落—转型过渡”阶段。（2）不同演变主线规律为：水环境演变从航运功能到文化功能转变，水利技术演变从功能诉求到技术进步转变，历史文化演变从统一共生到多元相生转变，经济产业演变由运河衍生性到多元衍生性转变，军事防御演变由要素持续式到要素点状式转变，空间发展演变由运河指向发展到运河文化引领发展转变。（3）演变作用动因有直接动因、核心动因和内生动因。基于演变规律和作用动因，可从运河文化激活、产业优化等方面提出发展路径。

以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带为例，从文化、生态、游憩3个空间层面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出发，探索诗路文化带空间范围和层次的划定方法。结果表明：（1）文化重要性空间与距诗路的距离呈负相关。诗路两侧各10 km以内范围集中了66%以上的重要性资源，20 km以内范围集中度达90%以上，20 km以外逐渐下降。（2）生态保护适宜性空间与距诗路的距离呈正相关。诗路两侧各10 km以内范围集中了60%以上的非保护性区域，25 km以内范围集中度达90%以上，25 km以外逐渐下降。（3）游憩可达性空间与距诗路的距离呈正相关。诗路两侧各10 km以内范围集中了57%的高可达性区域，25 km以内范围集中度达90%以上，25 km以外逐渐下降。（4）诗路文化带整体呈现10 km以内，10～25 km和25 km以外3个层次，分别对应核心区、紧密区和缓冲区3个空间范围。

市镇作为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微观缩影，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区域农村商业及手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征，也是清代华北地区城镇体系嬗替的重要动因。清中期，随着海河水系干支流构建的水运网络体系被盘活，大量市镇沿河流两岸发育和聚集，成为华北地区市镇发展的核心。基于对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类型和规模的梳理和判定，通过与太湖水系沿岸市镇进行定量与定性对比，对海河水系沿岸市镇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清中期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市镇规模与类型均与太湖水系沿岸市镇发展相去甚远，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镇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了华北地区近现代城乡体系构建过程中“镇”这一层级的缺失，也是当前协同推动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主要根源之一。

以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缓冲区分析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时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在空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不均匀，集中分布特征明显。不同类别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集聚程度具有差异性，按集聚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址、古墓葬。（3）在空间演变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呈现中东部集聚、中西部集聚和全区域零散三阶段分布状态，但绝大多数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东部。（4）在空间影响因素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

对19世纪70年代至1949年云南的城镇空间演化进行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研究了交通与政治两种演化影响因素的变迁，结果显示：（1）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之前的清末，对外交通线路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空间演化有明显的影响，交通区位因素是云南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外生动力。（2）进入民国之后，地方政府对城市的建设管理和资源投入能力都强于清代，中心城市获得的资源尤其明显，因此政治因素开始成为中心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推动因素。（3）在空间分布上，铁路交通对城市演化推动的极化程度明显高于传统交通方式，因此，在交通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在民国时期昆明城市演化的外生动力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城市。

通过对1644—1949年间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研究了该区域旱灾的等级、发生频率、分布特征、致灾原因等。经统计，该区共发生旱灾131次，发生频率为2.34 a/次。旱灾阶段性明显：1644—1743年间以轻度旱灾为主，灾害频率较低；1744—1823年间中度旱灾增加，轻度中度旱灾交替发生，旱灾频次提高；1824—1949年间，灾害频次大幅增加，大旱灾和特大旱灾频繁发生，灾情持续时间延长，呈现频次逐渐增加、等级逐渐升高的趋势。从发生季节看，夏季是旱灾发生的主要季节，次为春季和秋季。从地域分布上看，旱灾的发生频率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的特征。该区旱灾的发生与气候波动有直接关系，降水量减少是诱发该区大旱灾和特大旱灾的主要原因，而降水分配不均则是轻度和中度旱灾的主要原因，过度的农业开发则加剧了旱灾的危害程度。

环境考古学具有以地理学、第四纪环境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以考古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两大学科基础。分别由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常常处于脱节状态。史前聚落具备的“自然”、“人文”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联接环境考古两大研究体系的桥梁，并成为地学与考古学主导的环境考古研究相同的发展方向与研究趋势。但是，以社会人类学为基础的聚落考古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其以复原史前社会形态为最终目标。与此不同，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重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并以史前人地关系及其演化为最终目标。尽管如此，交叉学科特征明显的史前聚落地理研究需要包括地学、考古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共同开展综合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深入的发展。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演变是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地理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在全新世黄土高原森林变迁研究中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丰硕成果。基于国内外有关全新世黄土高原森林变迁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视角,简要回顾了全新世黄土高原森林变迁研究的经过及主要进展,总结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分歧产生的原因,对该学术问题未来发展的重点与方向进行展望。

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环境指标测试方法,探讨嵩山周边的颍河上中游地区(龙山晚期,约4.2~4.0 ka B.P.)、双洎河上游地区(新砦时期,约4.0~3.8 ka B.P.)和洛阳盆地的伊河—洛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时期,约3.8~3.5 ka B.P.)的3个遗址群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标准差椭圆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颍河上游聚落群和二里头聚落群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集聚度分别为0.21,0.66;而新砦聚落群的集聚度仅为0.04,聚落呈显著的离散特征。(2)Voronoi资源域分析显示,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聚落的资源域逐渐减小,由6.83 km²减少至0.36 km²,表明单位土地的农业效率显著提高。(3)聚落的位序-规模拟合结果显示,颍河上游聚落和二里头聚落的首位度突出,核心聚落规模较大,空间集聚维数大于1,反映两个时期聚落规模的两极分化较为显著。(4)集聚是史前聚落空间均衡的一般模式,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格局。

以洞庭湖区史前聚落遗址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位序-规模法则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洞庭湖区史前聚落遗址规模及聚落群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各时期以中小型和大型规模聚落为主,不同规模类型聚落随时间推移不断增长,特大型聚落多具有城址的性质,且逐步演变为区域中心,各规模类型聚落向南迁移趋势明显;(2)随着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平均生存面积减少,生存压力增大,新石器中晚期聚落之间分布的均衡性逐渐下降;(3)古人倾向于生活在澧水区域和洞庭湖区域,大型城址主要分布在主体聚落群内,聚落群总体由西向东再向南迁移,演变方向呈倒“L”型,澧水区域的聚落群在各时期得到了继承和演变,而其他区域的聚落群在大溪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