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0—202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非参数Kernel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22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不断缩小,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高,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共同富裕水平较低。(2)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关联性呈“M”型演化态势。(3)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核心影响因子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因子对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因子间交互作用会增强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

运用相关模型分析我国省域在2015—2021年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生态环境间耦合协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地的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等显著提升但生态环境呈波动变化趋势;(2)各二元系统和复合系统的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系统的增幅最大;(3)复合系统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和沿海高于内地的状态,其分布与地区发展水平呈正相关;(4)政府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等影响因素对复合系统协调度的作用强度依次递减并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基于三者耦合结果提出促进各省域乃至全国的协调发展对策。

选取2016—2021年中国12个城市群的147个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将经济流、产业流的流空间数据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分组相结合,采用Meta-超效率SBM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流空间综合矩阵,对城市生态位和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以及城市生态位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效应”,各城市之间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网络中受益型、均衡型和扩散型3类城市的生态位占比分别为43.54%,6.12%,50.34%;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着极化现象以及缺乏技术补偿问题。为提升区域协同发展,在发挥区域次级核心的集散作用、促进技术与产业的有效结合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2012—2022年中国11个主要城市群的数据,采取Dagum分解方法、核密度非参数分析方法及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集聚水平的空间差异、分布动态及空间收敛。结果表明:(1)从空间差异来看,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集聚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其中组间差异的贡献最大,但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而超变密度的贡献整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2)从分布动态来看,城市群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劳动力集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多数城市群极化现象不明显。(3)从空间收敛来看,城市群总体和其中的10个城市群不存在σ收敛,仅呼包鄂榆城市群存在σ收敛;β收敛表现则相反,仅呼包鄂榆城市群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其余全部存在β收敛。

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0—2022年河南省105个县(市)的国土空间效率,并借助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对国土空间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2年不同空间效率梯度差异明显,空间动态性和非均质性特征并存。(2)效率网络演化等级跃迁明显,但各个空间仍以低连接水平的五级网络为主,豫南地区空间关联处于网络边缘。(3)网络密度先升后降,空间关联网络格局显现,但仍存在网络结构稳定性欠佳及关系不紧密等问题。(4)网络核心位置呈现出由郑州—洛阳向郑州—开封—许昌转移的带状结构,郑州始终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新乡、许昌是联系豫北和豫南地区的关键节点;各板块间空间聚类现象显著,但并未形成良好的循环传递框架。

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的海运不再只是一种微观经济活动,而是维持世界联系和资源流动的历史发展条件。基于此视角,从“国家—通道—要塞”3个维度构建海运地缘政治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该框架评估中国资源海运地缘政治风险,发现油气、铁矿石、钴、镍、大豆、玉米、小麦等多种关键资源正面临严峻的风险形势。国家维度上,多种资源海运依赖少数国家或集聚中东地区;通道维度上,必经中东、南海等多个地缘政治关键地带,且中东航线的全线风险最高;要塞维度上,马六甲海峡的风险强度最高,其次是汇集中东地区的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能够影响主要要塞。为应对海运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应进一步优化资源海运安全治理策略,强化风险的多维研判,加紧关键通道基础设施合作,并持续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综合实力。

以2015—2021年中国1 749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从富裕度、共同度和发展成果共享度3个维度出发,构建县域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县域共同富裕水平,考察我国县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均显著提升,各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但整体水平不高。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最高,但中西部地区增速最大,逐渐发挥其后发赶超优势。从时空演化特征来看,共同富裕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东部引领、高低交叠以及集聚明显”的特征;县域之间的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渐进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效应和一定的路径依赖。

基于多尺度视角,以2000—2020年珠三角投融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尺度方差和泰尔指数分析城市、区县、街镇3个行政单元嵌入下的各级城市网络对珠三角投融资网络的贡献及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不同行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1)珠三角企业间投资关系呈现出从广深双核引领向单核集聚发展的格局演化特征,以区县、街镇空间的表征最明显。(2)珠三角企业投资网络尺度效应显著,其中区县尺度对区域投资网络差异影响最大,街镇尺度次之。(3)企业投资演化呈现出“俱乐部收敛”效应,尺度越大,效应越明显,转移的难度越大,且呈现不同尺度转移分异的趋势。(4)不同产业在空间联系上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以福建省64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QAP分析方法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剖析2013—2019年福建省县域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3—2019年福建省县域经济联系强度逐年提高,但空间不平衡性持续存在,网络格局演进中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形成明显的三核心结构。(2)闽东沿海的厦漳泉都市圈与福州都市圈中心性地位显著,其次是以三明市区为主的闽中核心区。福州市区、三明市区、厦门市区、龙岩市区在各自大片区中的中介作用突出。(3)行政隶属、文化隶属、资源集聚和要素流通4个因素对县域经济联系网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行政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日益减弱,海拔高程与交通距离两个因素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交通因素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使用耦合协调模型、莫兰指数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2016—2022年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区域经济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论证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空间集聚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总体发展速度略快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速度。(2)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处于不可接受区间,总体耦合协调类型为轻度失调。(3)除2016年、2017年外,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效应呈现随机分布特征,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4)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都与耦合协调度有着高度关联。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对山西省2009—2019年生态系统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2009—2019年山西省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先减少后增加,呈现出南高北低、高值区与低值区东西交错的空间特征。(2)2009—2019年经济发展水平从0.21提升至0.26,呈现出“点状分布”与“带状分布”相结合的空间特征。(3)2009—2019年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从0.57提升到0.60,耦合协调状态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类型呈现出经济滞后型区域日渐萎缩、生态滞后型区域逐步扩张的趋势。(4)2009—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人均GDP、煤炭储量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最大,交互探测类型以双因子增强为主、非线性增强为辅。

科技创新综合区的建设已经成为推动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必然选择。目前,全球已建成的科技创新综合区超过600个,如美国硅谷、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日本筑波科学城等,均对区域乃至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推动作用。根据支撑创新突破的核心抓手,将科技创新综合区分为4种主要模式:创新街区、大学创新综合体、科技产业集群和大科学装置,并探析每种模式的建设方式和底层逻辑。梳理总结国内外科技创新综合区的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从发展策略、创新生态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建设科技创新综合区提供启示借鉴。

选取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模型,分析数据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及区域一体化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据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2)数据要素配置能够显著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数据要素配置能够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4)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数据要素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渐趋增强。(5)数据要素配置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优化数据要素配置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布局、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针的建议,以期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运用空间转换矩阵、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1990—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0—2020年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变化显著,城镇空间扩张剧烈,扩张幅度达174.42%,未表现出明显的扩张中心;生态空间持续扩张6 537.47 km²,集中发生在1990—2000年;农业空间在全域范围大规模减少20 604.19 km²。(2)农业空间向城镇空间的转换是淮河生态经济带的主导交叉转换类,农业空间不断转出支撑城镇空间发展的同时,也与生态空间发生了剧烈的空间置换,引起地区内的国土空间格局变化。(3)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时空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交叉转换在全域尺度上受到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且影响作用在局域尺度存在显著空间分异;治淮政策加剧了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之间的交叉转换并干扰其他影响因素的驱动作用。未来,淮河生态经济带需要进一步科学优化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空间3类国土空间布局,支撑区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湘桂赣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108个县(市、区)人口数据,结合产业转移政策期间的基础设施数据,分析示范区内人口与基础设施空间特征,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基础设施同人口变化的协调性,旨在为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人口整体趋向收缩,县域人口外流加剧,但市辖区和部分产业发展较好的县域出现人口涌入,中心化现象加剧。(2)基础设施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速,具有明显的阶段分异。(3)在县域尺度上,仅以邵东、江华为代表的4个县域呈现优质协调,县域整体呈现协调性分化。在市域尺度上,赣州市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佳,邵阳市耦合协调程度最低。

利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2007—2021年祁连山地区30个县域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2022—2031年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逐年升高,水资源子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人口子系统发展水平缓慢上升,经济子系统发展起点较低但增速较快;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起点相对较高但波动较大,且除水资源子系统外,甘肃片区指标优于青海片区。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协调度等级波动上升已达到中级协调;各地区增速具有异质性,南部增速最快,西北部次之,中部最慢。祁连山地区水资源-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度呈现稳步上升态势,逐渐由中级协调升至良好协调等级,且甘肃片区协调度略高于青海片区。

协调人地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世界各国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监测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科学问题。本研究解析了开展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研究的必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基于对人地关系和国土空间的概念认知,提出了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的概念。基于对国土空间规划业务的解析,从资源供需关系、资源资产赋权关系、开发保护关系、用途管制关系4个维度探讨了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的内涵。国土空间人地关系既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空间体现,又是面向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地关系调控的业务场景,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的概念与内涵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针对中国区域经济总体格局这一重大基本问题,根据观察可见的中国内地两类地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强烈反差,提出“钻石地区”与“大边疆地区”的空间划分。引用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事实,以证实“钻石地区”的崛起、“大边疆地区”的相对衰落及其与“钻石地区”的二元分化,指出这一新的二元格局是当下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结合空间结构和历史过程分析二元格局带来的新挑战,提出应将二元融合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这一主导话语基础上形成新的区域空间治理概念体系,促进“钻石地区”的进一步完善与双循环发展,扶持“大边疆地区”的次级核心区、边境县市发展,构建(北)京哈(尔滨)、陇海兰(州)新(疆)陆桥、成(都)渝(重庆)-兰(州)西(宁)、成渝-拉(萨)日(喀则)、大西南环线、广(州)昆(明)等融合发展带。

基于中国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并探究共同富裕的空间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最后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共同富裕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区域差异显著,东部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最高,西部最低;(2)在考虑空间条件下,本省份共同富裕发展受相邻省份共同富裕发展影响而发生转移的概率各不相同,并且共同富裕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时空惯性和路径依赖;(3)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其中对外开放、数字金融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起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对共同富裕起抑制作用。最后,从区域差异和资源禀赋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1985—2021年中国茶叶生产面板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中国茶叶生产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85—2021年,中国茶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重心持续“西移”,空间集聚存在显著正向规模效应,江南、华南和西南茶区聚集特征以“高高”型和“低高”型聚集为主,江北茶区未出现集聚特征,空间极化现象突出。(2)不同时期影响中国茶叶生产格局变迁的主导因素存在显著差异。1995年以有效灌溉面积和化肥投入量为主,2010年降水量、日照时数、受灾面积的影响程度逐步凸显,2020年后交通运输水平成为显著驱动因素,但是有效灌溉始终是影响茶叶生产格局变迁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