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杂网络视角切入，基于SBM模型测度2004—2019年中国144个地级及以上智慧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效率，基于修正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以及OLS回归模型探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与网络结构效应，并据此提出其效率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智慧城市建设效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总体特征，波动较大，变化趋势与政策力度密切相关；② 智慧城市建设效率空间网络总体呈现“多城市核心”的主导发展模式，并且模式紧随政策动态演变，逐渐形成“北京—郑州—深圳—上海—广州联动发展”的多核心格局；③ 网络权利中心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多数城市建设乏力，效率持续降低，影响力在宏观层面上逐渐减弱，相关政策与落地实施在不同的城市效果差异明显；④ 核心圈层城市数量规模先扩大后缩小，空间分布向东南部和中部扩展，中原城市群与京津冀联动；⑤ 网络密度、节点中心度对智慧城市建设效率是正向促进作用，平均距离、网络效率与网络等级为负向作用。

以中国11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城市展览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重心模型分析2013—2021年展览业时空分布差异，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探索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时间上，城市展览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总体偏低，具有区域差异性和阶段性发展特征；空间上，城市展览业发展水平呈从内陆向沿海递增的态势，城市群成为城市展览业发展的主体，最终形成以四大城市群为主的团块化发展格局；重心移动上，东西向移动幅度大，南北向移动幅度小。（2）城市展览业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缩小，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3）中国城市展览业空间演化格局受社会经济发展、对外联系、资源禀赋、区域地位和政府支持等多种因子共同驱动。

利用高德地图POI、人口密度、土地价格、数字高程模型等多源数据，借助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2012—2022年广州市住宅容积率的时空分异、影响因素及超标管控。结果表明：（1）广州市住宅容积率等级高，变化大，并经历波动和隐性稳定两阶段，2016年为最大值4.0，2018年为最小值2.5。（2）住宅容积率总体呈中心高集聚、边缘低集聚的圈层递减特征，且超标地块数量占比近40%，老城区超标率甚至高达84%以上。（3）住宅容积率空间分异受到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地块属性和社会经济等多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且土地价格、人口密度是主导因素。（4）制定强度分区方案、控制指引及调节系数，对住宅容积率实施刚性管控和弹性调节，实现广州市住宅容积率分区分级管控应对。

基于医疗健康行业在线点评数据，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郑州市主城区医疗健康行业空间布局及在线评价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医疗健康行业综合可达性表现出“中间高，外围低，高值分散连片”的空间特征，不同类型医疗健康行业可达性空间特征不同，综合可达性和多样性高的区域主要位于三环以内的老城区；（2）医疗健康行业在线评价整体不高，其中环境评价优于服务评价，不同类型医疗健康行业在线评价空间格局特征不同，距离市中心越远，各项评分倾向于越低；（3）医疗健康行业综合可达性、多样性及综合评价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医疗资源可达性和多样性越高，其在线评价越好，医疗健康行业空间分布与交通和人口分布有重要联系。 

基于抵御力、恢复力、适应力和更新力4个维度，构建开发区韧性测度指标体系，以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长沙高新区）为研究案例，运用突变级数模型测度其韧性水平，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城市、开发区和企业视角对其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2021年长沙高新区韧性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各维度增幅各异，恢复力提升最为明显，其次是抵御力和适应力，更新力提升幅度最小。各要素对开发区韧性影响程度有所不同，表现为开发区本身最大，所依托城市次之，企业最小。其中开发区的创新能力和政策效应是影响长沙高新区韧性的主要因素，所依托城市的产业多样化和市场化水平以及所拥有企业的核心技术控制力和企业成长能力对开发区韧性成因解释力度较大。

基于托育机构POI及城市人口经济数据，探究其空间建设现状，评估各地所需增建数量，构建涵盖供给建设、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护3个维度6项指标的普惠化建设压力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全国托育机构空间集聚显著，建设缺口量大，超40%的城市缺口量在中高区间，平均缺口达138家，重庆缺口达1 302家；（2）托育普惠化建设压力水平普遍较高，近85%的城市为中、高压状态，呈“北低南高”空间分层特征；（3）划分三级预警城市，针对一级和二级预警城市的“三向、双向”型高压以及三级预警城市的“无向”型低压结构，提出“壁垒破除、政府增供、优势利用、多元共建”应对策略。

基于产品供给、消费需求、环境保障、产业基础、政策体制等维度，构建城市夜间经济的影响要素体系，并运用决策实验室分析（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ISM）相结合，对影响要素中心度、原因度及其逻辑层次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夜间经济影响要素体系共由11个原因要素、9个结果要素构成。产业经济规模原因度最大，产业经济结构次之，夜间经济产品质量、供给业态种类的原因度为负值且最小。（2）夜间经济产品质量、居民消费偏好与习惯、夜间经济文化环境、城市产业经济规模、夜间经济政策出台分别在五大维度内中心度最大。新时代消费人群更青睐于夜间产品品质与消费体验，长期形成的休闲消费偏好和习惯会对夜间经济产生影响。（3）城市夜间经济要素体系可分为3个主层和5个子层。直接性要素中夜间经济产品规模、数量和种类等供给因素占据主导位置，间接性要素主要涉及消费需求、环境保障维度，深层次要素多隶属于政策体制和产业基础维度。

以西安市为例，基于POI数据，从交通、教育、医疗、休闲、购物和生活6个方面衡量住宅小区基础设施服务的便利性，并研究其对二手房价格的影响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西安市住房价格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南高北低、中心低外围高、南分散北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2）就住房自身特征而言，房龄是影响房价的最重要因素，基础服务设施中重点小学和公园能促进住房价格的升高；（3）与全局回归模型相比，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提升了23%，表明西安市住房价格具有空间异质性，各类型基础设施对房价的影响随空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POI数据、土地利用数据、OSM路网数据等数据，运用ArcGIS Pro软件进行空间分析，对基础教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进行研究甄别，计算郑州市主城区内初中教育资源的供需匹配度及学校可达性。结果表明：（1）教育机会均衡方面，初中教育设施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中心老城区教育机会远大于其他区域，西部区域教育机会大于东部地区。（2）教育资源供需匹配程度上，以京广线、陇海线为轴线，在老城区内部呈现出对称性分布，初中教育资源可满足大部分地区的需求，非老城区区域内，以区域中心地区为主，初中教育资源的供给较为均衡，城市边缘区域则呈现出低需求－低供给的均衡模式或者出现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3）从学校可达性角度上来看，中心老城区及各区域内核心区域初中服务范围覆盖程度很高，但仍有一定数量的住宅小区分布在15分钟生活圈之外，学生上学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各区域边缘地区生活圈内教育资源较少，需要跨区域就读。（4）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各初中之间的配置水平和教育质量水平同样存在较大差异，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初中集中分布在城市三环线以内。

作为居住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达，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映射出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住宅的选择倾向与需求差异。以扬州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21年扬州市普通住宅小区、优质学校、综合医院、景区等POI数据，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扬州市住宅价格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形成了以房价高值为核心递减的单核心结构；商场、综合医院、公交站、河流等因素对房价具有抑制作用，公园、优质学校、景区、金融服务对房价有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得到提高，揭示出房价与影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最后从均衡城市空间格局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4种易于搜集的网络文本数据，基于网络文本中的地名共现估算不同文本类型及不同“距离”参数设定情景下的衰减系数值，并进一步讨论距离衰减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异质性特征，为重力模型相关参数的标定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就空间格局而言，长三角网络呈现出核心城市间廊道效应凸显、“核心-边缘”特征显著、核心城市强带动能力等多个特征。（2）就距离衰减系数而言，网络空间中虚拟要素流的衰减系数总体上小于以人口流动为代表的实体要素流，具有要素类型异质和地理空间异质的双重特征，与地域空间在层级结构、产业分工、近域相似度等方面的真实差异有关，这折射出距离衰减背后复杂的超时空特征。

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等方法对2010—2021年河南省城市收缩的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分异现象，约51%的县（市、区）出现人口收缩现象，市辖县和距离郑州150～300 km的县（市、区）收缩现象较为严重。（2）城市收缩分布具有空间相关性，形成了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以及低-低型四类空间聚类模式。（3）城市收缩驱动因素复杂且具有异质性，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抚养负担重、财政自给能力差、社会消费能力弱是引发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但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别城市收缩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以广州都市圈为例，基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等多源数据，运用空间锁链模型、优势流、空间结构指数、引力模型，进行多要素和多维度的空间结构分析，结果表明：（1）各类流要素视角下，广州都市圈都以广州为核心呈单极化发展态势。由于人口迁移距离和方向偏移以及交通的影响，人流、交通流在中心度和网络密度方面的极化趋势较弱；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空间网络结构仍然受到传统“场空间”生长极的影响，核心-边缘结构更明显。（2）广州都市圈内形成了“一核、一轴、一面、多边缘”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空间层级化明显，核心-边缘结构显著，以广州为核心、广（州）—佛（山）为轴线、广（州）—佛（山）—肇（庆）—清（远）为基本发展面，共同带动云浮、韶关城市的发展。

基于2017年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探讨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四类农民工家庭的社区选择与社会融合。结果表明：（1）珠三角农民工的社区选择有工厂宿舍区、城中村、老街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5种类型，其中以选择城中村为主，五类社区选择比例最高的农民工家庭分别是未育夫妻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家庭、未婚者与父母家庭、空巢家庭；（2）居住在老街区的农民工整体社会融合最高，其次是商品房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工厂宿舍区；（3）老街区的文化和心理融合最高，商品房社区的经济融合较高，保障房社区的心理融合较高，工厂宿舍区和城中村的经济、心理融合较低，社交融合在五类社区中的差异较小。最后，提出以社区为单位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策略。

以南昌市新建区为例，总体按照“源地识别—廊道构建—生态网络优化”的主线展开，综合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景观连通指数模型分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重力模型等方法进行廊道构建，并对生态网络格局进行布局优化。结果表明：（1）核心区、岛状斑块、孔隙、边缘区、环岛区、桥接区、支线七类景观空间用地中核心区面积最大，为880.62 km2，占自然景观面积的73.99％；（2）生态源地共18处，总面积为750.60 km2，占核心区的85.24％，主要分布为北部鄱阳湖区域、中西部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及其周边区域，源地类别上主要分为水域和林岭，生态源地之间连通性较好、生境质量较好；（3）阻力呈现由中部向北部、南部减少的趋势，中部阻力最大，由于城市开发建设人类活动以及山体高程影响，对于生物物种的流动产生一定的阻力作用；（4）构建153条生态廊道，总体分布于中部、西南以及北部区域，其中重要生态廊道为52条，基本串联各重要生态源地；（5）构建“2+7”生态核以及“蓝绿”双带，实现山水环抱、山水共融的生态网络格局。

在第三空间理论的视域下，以天津市鼓楼街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街区更新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和地方依恋成因。结果表明：（1）在城市发展联盟“净化-置换”的战略方法下，历史街区的空间表征呈现出肌理再造、功能替换和文化转换3种特征转向。（2）居民们通过“占据-迂回”的战术方法，对抗精英集团的空间介入，呈现出能动性与韧性的特征，但其力量是微小且有限的。（3）非物质层面的情感、认同与纽带是地方依恋产生的直接表征，且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性。（4）空间剥夺、空间失配和空间隔离所引发的日常生活问题是居民地方依恋产生的主要原因。“污名化”的身份标签与“阶层化”的社会关系不利于居民日常生活的重建。

基于2009—2019年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预订平台爱彼迎（Airbnb）上的上海市、苏州市和镇江市房源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不同层级城市共享住宿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上海、苏州和镇江共享住宿的发展阶段相似，空间上都表现为集聚；上海共享住宿的空间集聚特征由“单核强集聚”到“单核多中心”再到“双核多中心”，苏州由“单核多斑块”到“单核多中心”，镇江由“单核小集聚”到“单核多斑块”；高等级城市的影响因素复杂，旅游休闲特征突出。低等级城市的影响因素简单，商业特征突出；共享住宿空间分布格局成熟性和独立性、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休闲性随城市等级的升高而升高。

基于石家庄市和济南市的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混合Logit模型分析大气环境感知对居民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相比选择步行，大气环境质量感知和风险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和私家车出行。（2）大气环境质量感知主要影响自评健康水平偏低的居民群体，环境风险感知主要影响自评健康水平较高的居民群体。（3）大气环境质量和风险感知均对市区居民具有显著影响，而郊区居民仅受风险感知的显著影响。（4）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通勤时间对通勤模式选择都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总体判断—中心识别—热点探测—因素分析”研究框架，运用多种定量方法研究郑州市中心城区医疗健康资源空间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医疗健康资源空间扩散特征与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基本一致，主要沿西北—东南分布，空间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其中医院健康资源空间扩散较弱，医药健康资源空间扩散相对稳定，诊疗、理疗健康资源则分别是空间扩散效应最强和扩散速度最快的资源类型。（2）不同类型医疗健康资源的性质决定了其空间演化模式。各类医疗健康资源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多中心和网络状的演化趋势，其空间热点则表现出蔓延模式、触角模式和飞地模式3种演化模式。（3）人口、建成环境因素在医疗健康资源格局演化中发挥着根本性和重要性作用，交通、经济因素则起着促进性和基础性作用。此外，重要交互因子空间关联的叠加效应更强化了其对医疗健康资源空间格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