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地理、文化、制度、经济4个维度的理论框架，通过区位熵分析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不同距离国家入境游客的时空特征，基于扩展引力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入境游客以韩国、日本、法国等为主，中、远距离国家游客的集中程度较高，且游客结构趋于均衡；（2）近距离国家游客更偏向选择区域南部的湖南、云南等省份作为旅游目的地，而中、远距离国家游客集中在区域北部。与近、远距离国家游客相比，中距离国家游客的集聚核心较为稳定且集中度更强；（3）地理、文化距离对旅游地选择具有负向作用，制度、经济距离具有正向作用，语言、气候差异显著性不强。多维距离在2015—2019年的作用显著性较2010—2014年弱，且对近、远距离国家游客的作用方向与对中距离国家大致相反。

利用DBSCAN算法、地理探测器方法剖析伊犁河谷住宿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伊犁河谷住宿业呈现整体分散与局部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伊宁市和新源县那拉提旅游风景区为高聚集的核心区域。（2）伊犁河谷住宿业被划分为18个空间集群，共5个等级，空间上表现为东南—西北走向，且多数住宿业以旅游景点为中心向外辐射分布。（3）不同因素对住宿业的影响程度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其中景区、星级酒店、交通设施和人口等为核心影响要素。

在对武汉市116个露营旅游休闲地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数学模型和空间分析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经历了“起步酝酿、快速扩张、蓬勃发展、转型提质”4个发展阶段。（2）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地极化发展形成的空间冷热点区域，随着时间变化出现集聚、非均衡特点，最后在西北部形成“西北—东南”走向的条带状集聚区，在中西部形成“东北—西南”走向的抱团状集聚区，在中东部形成“东北—东南”走向的团块状集聚区。（3）目前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地的类型主要有休闲观光、娱乐活动、教育培训、郊野探险4种，不同类型的集聚规模和演化趋势存在差异。（4）城市化、政策、需求、自然、区位等因素共同影响武汉市露营旅游休闲地时空分布特征，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异质性。

基于表征和非表征双重视角，以西安永兴坊为研究案例，以物质景观吸引力、非物质文化氛围和消费空间在地化3个方面代表非遗旅游街区文化表征体系下的符号感知，以人际互动、共同生产和个性化经历3个方面代表非表征的旅游者实践，建立非遗旅游街区旅游者地方认同的研究模型。结果表明：（1）物质景观吸引力、非物质文化氛围和旅游消费空间在地化对旅游者实践的影响不同。其中，物质景观吸引力对旅游者实践的3个方面都有显著正向影响，非物质文化氛围只对共同生产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空间在地化对人际互动和个性化经历有显著正向影响。（2）人际互动、共同生产和个性化经历对旅游者地方认同都有显著正向影响。（3）旅游者实践在符号感知与旅游者地方认同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历史文化街区引入非遗项目、提升旅游者地方认同提供理论依据。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案例，通过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剖析郎德苗寨旅游参与“工分制”的起源、长存逻辑以及未来变革方向，引申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富逻辑与出路。结果表明：郎德苗寨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基础形塑了“工分制”，而历史关键节点决定为何选择了“工分制”。保障居民参与权的“工分制”难以规避“偷懒”而被诟病，却在郎德苗寨延存至今，是回报递增强化了“工分制”的制度惯性，且作为社区制度中的一部分，“工分制”又镶嵌在制度网络结构中形成关联依赖，产生体制锁定，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工分制”得以长存。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工分制”本身是有效率的，只是社区内部群体分化与外部环境变迁加剧了路径偏离，制度变迁更倾向于选择坚持村寨传统价值理念的共同富裕路径。

选取2003—2022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旅游效率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与旅游效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我国四大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旅游效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仍有十分显著的上升空间及潜力。(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旅游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空间自相关性十分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旅游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呈现集聚趋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旅游效率的局部空间关联特征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聚类模式以高高或低低为主。(3)旅游效率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显著促进作用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旅游效率受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正向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效率受到经济发展、城市化率、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基本条件、旅游要素多寡、信息化程度、市场容量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基于文化IP解码视角,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理论框架,建立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模型测算2010—2019年区域文旅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空间态势,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内部子系统间互动性较强,区域整体耦合协调态势趋好;2010—2019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为“极化效应”波动减弱、“扩散效应”有所体现、“回程效应”极其微弱的状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双核扩散-板块发展”的空间结构模式;资源基础力、消费需求力、设施保障力、效益推动力、创新潜在力、经济拉动力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分别从单因子驱动和双因子交互等不同层面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最后,从突出文化IP和板块联动发展的角度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

旅行社影响着旅游产品的空间串联及整合,分析其在特定区域内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对进一步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包含2 277个旅行社点要素的浙江省旅行社地理信息系统,运用最邻近分析、缓冲区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形成了1个高密度区(杭州),两个次高密度区(宁波、温州)。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单核心,带状连片分布,沿海多,内陆少。旅行社表现出以县级居民点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常住人口密度、出口总额、第三产业产值、3A级及以上景区密度对旅行社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出口总额为负相关,其他为正相关。

基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网络游记和照片,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南京市不同类型亲子旅游流的时空分异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市不同类型的亲子游时序特征受到不同主导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明显差异。(2)历史文化型节点呈“大聚簇”分布格局,休闲娱乐型和自然生态型节点则表现为零星分散的“小斑块”格局。(3)节点的空间等级由高到低、集聚和扩散能力由强到弱均依次为历史文化型、休闲娱乐型、自然生态型。(4)整体网络发育尚不成熟,核心-边缘结构显著。其中,位于核心区的历史文化型亲子游网络发育完善,休闲娱乐型亲子游网络次之,边缘区的自然生态型亲子游网络发展落后。

基于网络游记数据,运用爬虫技术、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分析桂林市2016年和2019年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桂林市旅游节点分散,中心节点功能优势不明显,旅游流分布不均衡;(2)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核心与边缘层级明显;(3)旅游流节点间层级明显,且层级跃迁困难。为促进桂林市旅游空间结构优化,需进一步发挥核心旅游节点的辐射作用,加强核心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的联系;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一般旅游节点、边缘旅游节点与上层节点的联系,积极实现其层级跃迁。

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理论与网络传播学相关理论，通过前后对比研究，利用ROST CM 6与Gephi 0.9.5软件探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后北京旅游国内感知形象变化。结果表明：（1）冬奥会成功举办后，北京关于冬奥会的形象特征得到一定程度凸显。（2）冬奥会举办前后游客的形象感知维度具有差异性，北京国际化形象感知得到提升。冬奥效应仍在持续释放，短时期内游客感知变化不明显，冬奥要素相关组群尚未形成。（3）游客情感以积极情感为主，中性情感为辅,整体呈现积极转向。据此提出通过打造“双奥之城”城市品牌、提高民众冰雪运动热情、打造高质量冰雪IP形象来发挥“后冬奥会时期”的“长尾效应”。

基于山东省376家工业旅游示范点数据，借助最邻近指数、核密度、重心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统计工具，深入探究工业旅游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方向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在空间上呈集聚型分布，集聚程度较高。工业旅游示范点的密度分布不均衡，具有“多核心-斑块状”的特点。重心位于山东省中部的潍坊市，标准差椭圆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工业旅游对水文、地形等自然因素具有较强依赖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工业生产总值、GDP、旅游总收入、旅客周转量、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等是导致工业旅游空间分异的核心因素，且两因子交互作用会加大其影响程度。

基于PS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Max-DEA软件、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20年汾河流域35个县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主导因子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10—2020年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演变态势，多集中于“敏感级”且缓慢趋向“临界安全级”。（2）空间格局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整体和区域两种空间演变格局。（3）空间相关性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局空间关联经历了由弱相关向强相关的演变。（4）影响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强度、旅游资源禀赋吸引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以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为准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兴边富民行动对广西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政策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1)兴边富民行动显著促进了边境旅游发展，稳健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2)兴边富民行动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投资增加以及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来促进边境旅游发展。(3)兴边富民行动的促进作用会因边境县域人口规模和交通发达程度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中，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利的边境县域，兴边富民行动对其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小。

以“浙江诗路文化带”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研究省域尺度下文学主题旅游流的流动规律。结果表明：（1）浙江省的文学主题旅游流网络密度较高，旅游流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大运河诗路、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在“复合星形组态”旅游流网络结构上呈现出“北密南疏”“东密西疏”的现状。（2）浙江省文学主题旅游流网络中的各诗路县（市、区）呈现出位序-规模特征，部分诗路文化带重合的节点对整个旅游流网络资源的控制能力差异明显。（3）浙江文学主题旅游流网络密度水平上呈现“二大三中三小”结构，内部密度大的第1和第3凝聚子群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4）各诗路县（市、区）由于受自身旅游资源禀赋、交通通达能力等因素影响，结构洞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瓯江山水诗路区域拥有较高质量的结构洞水平。

以少数民族特色村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官畲村为例,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旅游发展指标体系，并借助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探析2009—2019年官畲村的村寨保护和旅游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村寨保护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2）村寨旅游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3）村寨保护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水平逐年上升，但与优质协调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结合最近邻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对长江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类型、分地域的交叉互动分析。结果表明：（1）6类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特征相似，都呈现出凝聚分布状态，但不同类型景区空间分布凝聚程度存在差异。（2）空间分布形态呈条带状分布，中下游地区较上游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强集聚分布特征。6类旅游景区因所处环境不同，高密度集聚区也存在明显不同。（3）空间分布方向呈明显的东西走向，中下游地区是集中覆盖区。6类景区标准差椭圆覆盖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文化古迹遗存类、生物景观类、旅游商品产业类、地文景观类、水域景观类、文化艺术赏析类。（4）长江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地形、地势、水文、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相关政策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设施条件、旅游资源禀赋等人文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障碍度模型分析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生态系统韧性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城市间存在分化现象和追赶效应。(2)全区韧性水平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西部内陆地区增速大于东部沿海地区。(3)全区空间分布模式呈从离散到集聚的发展变化特征，并具有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和路径锁定效应。(4)旅游从业人员数量、旅游产业发明专利数量和水资源供应量是制约系统韧性的主要因素。

以旅游门户网站评论文本数据为基础，采用词频-逆文本频率（TF-IDF）算法与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模型挖掘游客意象感知特点，构建融合情感因子、可达性因子、等级因子的旅游地综合吸引力评价模型，分析南京市旅游地吸引力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TF-IDF算法提取的各旅游地关键词揭示出游客的关注要点，体现了游客在意象空间标志物、旅游吸引力、情感共鸣等方面的意象感知；（2）LDA模型聚类析出的七大主题揭示了南京市旅游地的总体意象，表现为景观多元化、结构复杂度高、环境品质好、游览需时长、性价比高等方面；（3）以南京夫子庙、钟山风景区为代表的旅游地成功塑造了鲜明的意象，古都特色既给部分热点旅游地烙上“历史文化”铭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载体的自身特色；（4）综合吸引力评价显示,旅游资源等级较高、集聚效应明显的秦淮区和玄武区构成了南京市旅游中心集聚区域，以新近开发为主的旅游地构成了中间环状分布和边远零散分布区域。

基于广西桂林市民宿POI数据，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民宿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该区域民宿分布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桂林民宿呈现集聚型分布，且呈现出“两中心高度集聚、其他区域零散分布”和“南热北冷”的空间分布格局。（2）各县区之间民宿分布差异较大，均衡性较低。（3）桂林民宿大多分布于100~200 m的低海拔区域，不存在明显的上山趋势。（4）影响桂林民宿分布的关键因素按其解释力由大到小依次为路网密度、森林覆盖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公路里程密度、景区密度。考虑因子交互作用时，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3个维度呈现出较高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