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游客感知价值理论与网络传播学相关理论，通过前后对比研究，利用ROST CM 6与Gephi 0.9.5软件探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后北京旅游国内感知形象变化。结果表明：（1）冬奥会成功举办后，北京关于冬奥会的形象特征得到一定程度凸显。（2）冬奥会举办前后游客的形象感知维度具有差异性，北京国际化形象感知得到提升。冬奥效应仍在持续释放，短时期内游客感知变化不明显，冬奥要素相关组群尚未形成。（3）游客情感以积极情感为主，中性情感为辅,整体呈现积极转向。据此提出通过打造“双奥之城”城市品牌、提高民众冰雪运动热情、打造高质量冰雪IP形象来发挥“后冬奥会时期”的“长尾效应”。

基于山东省376家工业旅游示范点数据，借助最邻近指数、核密度、重心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统计工具，深入探究工业旅游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方向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在空间上呈集聚型分布，集聚程度较高。工业旅游示范点的密度分布不均衡，具有“多核心-斑块状”的特点。重心位于山东省中部的潍坊市，标准差椭圆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工业旅游对水文、地形等自然因素具有较强依赖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工业生产总值、GDP、旅游总收入、旅客周转量、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等是导致工业旅游空间分异的核心因素，且两因子交互作用会加大其影响程度。

基于PS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Max-DEA软件、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20年汾河流域35个县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主导因子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10—2020年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演变态势，多集中于“敏感级”且缓慢趋向“临界安全级”。（2）空间格局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整体和区域两种空间演变格局。（3）空间相关性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局空间关联经历了由弱相关向强相关的演变。（4）影响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强度、旅游资源禀赋吸引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以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为准实验，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评估兴边富民行动对广西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政策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1)兴边富民行动显著促进了边境旅游发展，稳健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果。(2)兴边富民行动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投资增加以及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来促进边境旅游发展。(3)兴边富民行动的促进作用会因边境县域人口规模和交通发达程度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中，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利的边境县域，兴边富民行动对其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小。

以“浙江诗路文化带”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研究省域尺度下文学主题旅游流的流动规律。结果表明：（1）浙江省的文学主题旅游流网络密度较高，旅游流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大运河诗路、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在“复合星形组态”旅游流网络结构上呈现出“北密南疏”“东密西疏”的现状。（2）浙江省文学主题旅游流网络中的各诗路县（市、区）呈现出位序-规模特征，部分诗路文化带重合的节点对整个旅游流网络资源的控制能力差异明显。（3）浙江文学主题旅游流网络密度水平上呈现“二大三中三小”结构，内部密度大的第1和第3凝聚子群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4）各诗路县（市、区）由于受自身旅游资源禀赋、交通通达能力等因素影响，结构洞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瓯江山水诗路区域拥有较高质量的结构洞水平。

以少数民族特色村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官畲村为例,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旅游发展指标体系，并借助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探析2009—2019年官畲村的村寨保护和旅游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村寨保护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2）村寨旅游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3）村寨保护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水平逐年上升，但与优质协调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结合最近邻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对长江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类型、分地域的交叉互动分析。结果表明：（1）6类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特征相似，都呈现出凝聚分布状态，但不同类型景区空间分布凝聚程度存在差异。（2）空间分布形态呈条带状分布，中下游地区较上游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强集聚分布特征。6类旅游景区因所处环境不同，高密度集聚区也存在明显不同。（3）空间分布方向呈明显的东西走向，中下游地区是集中覆盖区。6类景区标准差椭圆覆盖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文化古迹遗存类、生物景观类、旅游商品产业类、地文景观类、水域景观类、文化艺术赏析类。（4）长江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地形、地势、水文、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相关政策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设施条件、旅游资源禀赋等人文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障碍度模型分析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生态系统韧性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城市间存在分化现象和追赶效应。(2)全区韧性水平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西部内陆地区增速大于东部沿海地区。(3)全区空间分布模式呈从离散到集聚的发展变化特征，并具有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和路径锁定效应。(4)旅游从业人员数量、旅游产业发明专利数量和水资源供应量是制约系统韧性的主要因素。

以旅游门户网站评论文本数据为基础，采用词频-逆文本频率（TF-IDF）算法与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模型挖掘游客意象感知特点，构建融合情感因子、可达性因子、等级因子的旅游地综合吸引力评价模型，分析南京市旅游地吸引力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TF-IDF算法提取的各旅游地关键词揭示出游客的关注要点，体现了游客在意象空间标志物、旅游吸引力、情感共鸣等方面的意象感知；（2）LDA模型聚类析出的七大主题揭示了南京市旅游地的总体意象，表现为景观多元化、结构复杂度高、环境品质好、游览需时长、性价比高等方面；（3）以南京夫子庙、钟山风景区为代表的旅游地成功塑造了鲜明的意象，古都特色既给部分热点旅游地烙上“历史文化”铭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载体的自身特色；（4）综合吸引力评价显示,旅游资源等级较高、集聚效应明显的秦淮区和玄武区构成了南京市旅游中心集聚区域，以新近开发为主的旅游地构成了中间环状分布和边远零散分布区域。

基于广西桂林市民宿POI数据，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民宿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该区域民宿分布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桂林民宿呈现集聚型分布，且呈现出“两中心高度集聚、其他区域零散分布”和“南热北冷”的空间分布格局。（2）各县区之间民宿分布差异较大，均衡性较低。（3）桂林民宿大多分布于100~200 m的低海拔区域，不存在明显的上山趋势。（4）影响桂林民宿分布的关键因素按其解释力由大到小依次为路网密度、森林覆盖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公路里程密度、景区密度。考虑因子交互作用时，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3个维度呈现出较高的解释力。

以长沙市为例，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与认同过程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居民邀请亲友到访其常住地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居民的常住地连续性感知等均借助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驱动邀请意向的形成。（2）居民的自尊感知通过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是驱动邀请意向产生的主要路径，另有4条次要路径。（3）居住时长对居民的旅游吸引物质量感知与地方认同具有调节效应，住房情况对居民的旅游吸引物质量、连续性和自我效能感知与地方认同具有调节效应。

基于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收入等数据，选择环印度洋联盟发挥作用前（2010年）和发挥作用后（2019年）为时间节点，借助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选择环印度洋地区27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旅游经济联系格局，并探讨中国角色演化。结果表明：（1）环印度洋地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表现为“东西强、中间弱”的特征，联系规模极不平衡。（2）环印度洋联盟发挥作用前，环印度洋地区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分为东南亚板块和中东板块；环印度洋联盟发挥作用后联系网络发生再转移和再平衡，网络由“分割”转化为“整合”，核心由“单板块”跨越到“多板块”。（3）环印度洋地区中国角色经历从“跟随者”“参与者”向“主导者”演化的过程。

基于2005—2021年中国旅游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对中国旅游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旅游企业数量增长呈阶段性特征，2005—2013年为稳步增长阶段，2014—2018年为高速增长阶段，2018年后增幅快速下降。（2）全国旅游企业分布呈空间正相关，聚集程度先增后减，热点区和次热点区基本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以大城市群为主。（3）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和政府支持不同程度地影响旅游企业空间分布。其中，创新水平、旅游资源、旅游教育是导致旅游企业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4）旅游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因城市类型而异，大城市旅游企业分布主要由旅游资源、产业结构和创新水平决定，中等城市旅游企业分布主要由旅游资源、旅游教育和区位条件决定，小城市旅游企业分布主要由旅游资源、产业结构和旅游教育决定。

以离境退税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57个主要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离境退税政策的入境旅游效应，并从传导机制、协调机制和调节机制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离境退税政策对城市入境旅游发展有着既“旺丁”又“旺财”的双重促进效应，这种效应具有即时性和短期性。相较于无该项政策的城市，实施离境退税政策的城市在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上分别增长46.5%和833%。（2）离境退税发挥政策效果主要是通过光环效应而非成本效应。（3）离境退税政策能有效弥补城市在旅游资源、服务接待能力等配套性条件上的不足。（4）离境退税政策效果还存在地区异质性和场景异质性，利于东部城市收入增加和中西部城市人数增加，适用于高经济开放度的城市。

以成都、西安、武汉都市圈2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角度选取影响旅游流的三大因素，通过空间错位指数模型揭示三大都市圈旅游发展情况。结果表明：（1）2009—2019年三大都市圈旅游资源丰度和交通可达性重心整体向南偏移，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流重心向北偏移，产生错位现象。（2）三大都市圈内部空间差异加剧，呈现“中心城市高，子城市低”，出现不同层级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整体而言，高错位区出现在武汉和成都，其余地级市空间错位指数绝对值集中在0~2；旅游资源、交通可达性、人均收入和旅游流对空间错位贡献值均为负值，表明其对空间错位有正向优化作用，其中交通可达性错位贡献值最大，是降低空间错位现象的最主要的因素。当前区域旅游发展除了重视核心城市对其余城市辐射及溢出作用外，同时应分析旅游要素错位区域及发展趋势，促进都市圈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海市城市居民出游为案例，运用规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城市居民出游的空间分异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借助“距离-成本-市场”模型，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城市居民出游具有一般性圈层特征，即形成以城市客源市场为中心的3个圈层：近程出游圈、中程出游圈和远程出游圈。（2）受不同细分市场居民的出游时间、经济能力、出游方式、旅游偏好等客源市场因素影响，以及旅游目的地与上海旅游资源差异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海市居民国内出游呈现出300 km以内的近程观光休闲圈、301～3 000 km的中程观光休闲与度假交错圈和3 000 km以上的远程自然与文化探索圈特征。

以内生增长理论为指导，采用Census X-13季节调整和HighPass滤波结合的方法，对2002—2019年海南省国内旅游经济的潜在增长趋势与周期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海南省国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在趋势表现为持续性增长，但增速存在“小降—稳升—放缓”的阶段性特征，周期波动效应显著，呈现出与宏观经济环境的阶段性特征高度耦合的非平稳特征。周期内部存在着显著不对等现象，但经济运行整体均衡。研究认为，旅游收入数据的复杂波形掩盖了省域旅游经济持续性稳定增长的真实特征。旅游产业本身具有内生修复能力，以旅游业作为核心产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旅游产业整体仍处于不断转型和完善过程中，产业发展需要以政策调控的规则性帮助旅游业适应环境变化的不规律性。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旅游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互联网+旅游”背景下，旅游交通等方面需要进行创新与变革，从而提升景区的可达性，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以河南208个4A级及以上景区、122个城镇为例，利用K密度估计、可达性模型和百度地图导航功能，对景区前往城镇的公路交通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景区的空间分布存在区域差异，平均通行时间3 h以内的景区占38.94%，5 h以内的占97.60%，中短途观光旅游和周末度假游具有明显优势。（2）景区的可达性呈现“核心-外围”圈层结构，省内旅游便捷的景区位于郑州、开封、许昌、漯河等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客源地市场对景区开发市场影响较大。（3）山区公路交通路网有待提升，省内公路交通连结性有待进一步增强。相比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通行时间更为真实。将人口数量作为影响交通可达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开发客源地市场、调配旅游交通负荷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闲暇时间是影响旅游者行为的基本因素。运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对比研究闲暇时间对旅游者目的地和交通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闲暇时间的长短和连续性共同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闲暇时间越长且连续性越强的群体，对相同目标景区的到访率相对越高，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相对越慢。② 闲暇时间的长短和连续性共同影响旅游者的交通选择行为。闲暇时间越长且连续性越强的群体，主交通方式从自驾变为火车的跃迁带位置越向内移动，从火车变为飞机的跃迁带位置越向外移动。③ 闲暇时间可作为旅游市场细分变量，国内旅游市场可据此分为教师和学生，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企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服务业人员3个细分市场。依据不同细分市场旅游者目的地和交通选择行为的特征，目的地管理组织可开发具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实施精准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