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农业用地、非农用地差别化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TOPSIS、ESDA、耦合协调度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科学测定土地利用效益，探究其耦合协调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用地效益、非农用地效益均呈逐步增长趋势，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级递减的总体格局，农业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呈先缓慢拉大后逐渐缩小趋势，非农用地效益的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2）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均在稳步提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且集聚性逐步减弱，说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态势逐步呈现均衡化，区域之间差距在进一步缩小。（3）生活水平、产业发展、经济运行、科学技术及资源禀赋均对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相关，不同空间集聚类型涉及影响因子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2001—2019年的土地供应数据，借助地理空间统计方法，探究武汉土地供应格局的演化及其机理。结果表明：（1）土地供应数量以远城为主，供应类型以居住、工业、道路与交通运输用地为主，供应来源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供应方式以划拨和出让为主；（2）土地供应规模呈先增后减态势，不断从主城向远城扩散，供应方向以东南向和西南向为主，各时段不同类型、不同方式、不同来源的土地供应在结构和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特征；（3）城镇与乡村发展、政府与市场互动、经济发展新常态化、中心与边缘异质性分别作用于土地供应，且4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驱动武汉土地供应格局演变。最后，基于土地供应格局演变提出土地高效供应的策略。

深入揭示城镇化背景下典型区域水田破碎化时空演变过程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市为研究区，基于遥感和GIS方法，建立破碎化评价模型，借助MSPA方法系统分析了其水田破碎化的时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应于研究区平原水田的面积下降，最大斑块化指数等景观格局指标反映了其破碎化的变化趋势；研究区水田破碎化空间格局变化明显；2000—2020年，水田无破碎化面积比例减少，中、高破碎化面积上升。研究区水田有破碎化增加转换成建设用地型和破碎化增加型两种主要模式，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是研究区水田破碎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苏州市水田在面积下降的同时其破碎化程度增加。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农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利用优化提供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构建县域尺度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评价体系，运用超效率SBMUN模型、ML指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江西省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江西省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均值总体偏低，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县域决策单元间存在明显差异，市辖区、县级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大于其他县域，赣南、赣北、赣中依次降低。（2）土地利用效率经过了“先减后增，总体提升”的动态变化，市辖区、县级市的效率波动大于其他县域，邻近县域的效率变动趋势趋同。（3）根据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特征，分为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主导的赣南区域，产业结构主导的赣西、赣中区域，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主导的赣北区域。应因地制宜、因县施策，差异化提升江西省县域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通过评价河南省105个县耕地碳吸收、碳排放和碳存储能力，以及各县平均耕地质量等别、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的量化分值，探索耕地质量及其评价因素与农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关系，揭示2011—2019年河南省耕地质量变化对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河南省农田生态系统总体呈现碳汇。（2）河南省耕地碳存储能力与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线性相关性，耕地质量为9.24等时耕地碳吸收和碳排放达到平衡，固碳量为0，等别优于9.24等时，耕地碳吸收量大于碳排放量，表现为碳汇，反之，表现为碳源。（3）耕地质量的高低和不同质量等别耕地面积的变化显著影响区域耕地碳存储量。（4）多个耕地质量评价因素与农田碳吸收、碳排放和固碳能力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以GlobeLand 30数据集、郑州市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利用ArcGIS 10.7和SPSS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郑州市2000—2020年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土地利用转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郑州市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波动量最大，分别增加19.54%和减少18.67%；(2)郑州市土地利用变化以东北—西南为主轴发生倾斜，且土地利用呈现向更大区域扩张的趋势；(3)郑州市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热点区域集中在郑州市的中心区域，冷点区域集中在西部和东部；(4)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是郑州市土地利用转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以山西省10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计算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值，采用空间解析几何模型测度土地多功能耦合度、协调性、综合发展程度，并以轨迹分析法进行分区，探究2005—2020年土地多功能综合发展程度及区域协调发展情况，厘清县域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综合情况。结果表明：（1）山西省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时空演化阶段特征明显，2005—2020年生产功能优势区由点状分布逐步扩散、联结，呈现集聚态势，且随着能矿经济衰退和经济转型，导致2020年集聚度较2010年明显降低；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现分区集聚、南强于北的特征；生态功能相对稳定，与生产、生活功能鲜明互补。（2）土地多功能空间协调偏离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布有异但格局特征趋同；而综合发展程度与耦合度空间分异均呈阶段性变化。（3）生产与生活功能的耦合度、综合发展程度总体提升，但提升幅度小，整体水平低；生态功能微弱恢复，整体水平趋于中等；协调偏离度整体较优，但存在低水平协调。

构建城市用地结构分析框架，基于2010—2020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城市用地数据，引入动态度模型、信息熵模型定量剖析城市用地结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模型厘清中部崛起与城市收缩二元情境下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河南省城市用地总面积持续增长，工业用地有所减少，其他地类涨幅存在显著差异。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城市用地结构有序性增强，多样性和均衡度显著提升，单一地类优势度明显下降。（2）2010—2020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城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类型方面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多数城市逐渐进入城市用地平稳收缩期，呈现省会城市和重点城市平稳收缩、中等城市明显收缩、小城市平稳扩张的空间演化过程。（3）人口变迁、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用地结构演变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中部崛起与城市收缩二元情境下，城市用地结构演变的驱动因素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弱，导致城市用地结构呈现新的阶段特征和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间节点遥感数据和公里网格单元，采用变化强度指数、核密度估计和洛伦兹曲线等方法，研究1990—2020年河南省沿黄6个县（市）耕地资源变化强度、类型及空间分布均衡性的演变规律与过程。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变化强度大，1990—2000年增加15 720.77 hm2，增幅2.58%，2000—2020年减少16 185.47 hm2，减幅2.59%，水域滩涂、未利用地开发和还林还湿、建设用地占用是耕地变化的主要原因。（2）耕地核密度位于80~100 hm2/km2的高密度范围内，空间差异化特征显著，低密度区由沿黄滩区向城镇演变，呈环状延伸，集聚特征明显，城镇化不断挤压农业生产空间。（3）各时期耕地变化不一，1990—2000年以耕地增加为主，强度大、范围广，沿黄滩区变化强度在35.01%~100.00%。2000年后，受退耕和建设用地占用影响大，耕地大幅减少，集中于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周边，耕地非农化问题突出。（4）耕地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均衡性，2000年以前均衡性增加，2000年后呈连续下降趋势，城镇建设和生态工程占用是耕地保护与稳定关注的重点。

为研究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与其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针对省际建设用地，构建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基于松弛测度的SBM模型，测算各省份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碳排放综合效率、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结果表明：(1)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程度与集约利用碳排放综合效率并不保持普遍一致；(2)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度高的省份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3)区域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碳排放技术效率不足是导致大多数省份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规模效率不足对综合效率影响较小。

在对典型工业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将工业企业划分为10类，通过RAGAAHP评价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测算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用地集约度，剖析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电子类企业集约度最高，文体类企业用地集约度最低；企业类型、企业功能、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影响江苏省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用地集约度影响最大。因此，江苏省应制定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集约利用管理制度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三资企业、非制造类企业，并引导国有集体企业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运用GIS和RS技术，从生态服务功能、景观空间结构和土壤环境质量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指数和法对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用地空间重要性进行评价，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和生态用地分级保护提供引导和理论依据。将生态用地划分为3个类型区，以反映不同生态用地保护级别和建设管制要求。其中，特殊保护区/禁止建设区占生态用地面积的34.62%，大部分为湿地；重点保护区/限制建设区占41.29%，主要为耕地；一般保护区/有条件建设区占24.09%，以盐田为主。

在划拨土地使用权入市增值分析和测算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以山东省龙口市东城区为例，按类型、用途及区位测算划拨土地使用权以不同用途入市的增值。研究结果表明：龙口市东城区划拨土地入市平均增值率为26.61%。征收农用地形成的新增划拨土地入市增值最大，增值率达142.69%，其次是存量公共用地和工业用地，征收宅基地形成的新增划拨土地、存量商业和住宅划拨用地入市增值平均为负值；总体上高级别增值大于低级别，划拨土地入市转为商业用地增值最大，而转为工业用地增值平均为负值；存量工业、公共划拨土地及宅基地入市转为商住用地是可能的，也是经济的。

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土地发展权内在机理，分析现行征地补偿价格的不足，提出了征地补偿价格应为集体农用土地价格与土地发展权价格之和，并以此构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定价模型；其次，以周口市为例，应用构建的定价模型及农户问卷调查分析方法，测算了各县（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征地补偿价格，并对测算结果和现行征地补偿价格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提出应从法律上确保农民土地发展权的权益，并在今后征地工作中逐步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分配机制。

以“两型社会”为背景，运用四阶段DEA法对2013年湖北省主要城市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予以评价。实证结果表明：（1）12个城市中只有荆门、孝感、咸宁三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相对偏低，其建设用地的资本、能源、劳动力、技术投入均存在不同程度冗余；（2）通过适度扩大人口规模，形成集聚效应，有利于减少资本、能源、技术、劳动力投入要素的松弛量，进而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3）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过高的地区加剧了各类资源的过度投入，最终导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下降；（4）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适度转移或人口密度过大会加剧建设用地资本和能源投入的过剩程度，但会遏制非农产业人数和技术投入过剩的趋势；（5）工业规模的扩大会加剧能源的过度消耗，但会遏制非农产业人数和技术投入过剩的趋势。

在耕地多功能利用、农户耕地需求偏好多样性理论基础上，基于地块尺度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土地利用单元之间感知—响应反馈环路。采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分析、农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与对应地块采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对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pH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应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科学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

以区位条件为基础，应用GIS空间分析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频率直方图法对江西省鄱阳县农村居民点进行区位评价，以此为依据得出不同区位条件下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模式，为鄱阳县及类似区域农村居民点规划与整理、发展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鄱阳县南部区位条件评价等级高于北部，随着等级的降低，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及面积均减少。结合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结果及当地实际，将鄱阳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划分为城镇化发展模式、改造发展模式、内部挖潜模式、迁村并点模式、整体迁移模式。

运用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分析河南省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特征及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STIRPAT模型对河南省及其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18个地市建设用地扩展空间差异显著，扩展变化由弱到强的城市数量和剧烈程度不断增加，整体以郑州为中心的北部、西部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变化较为强烈；影响河南省建设用地扩展的因素中，总人口、城镇化水平、公路里程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共性的驱动因素。目前，河南省正处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应通过提高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机统一。

旅游用地作为城市旅游发展的载体，其用地选择对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地形因子影响下的旅游用地结构及其成因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张家界旅游用地主要集中在海拔200～1 000 m和坡度5°～35°的范围，沿坡向的用地在135°～225°和315°～360°更占优势；（2）旅游用地中水域和建设用地集中在海拔600 m和25°坡度以下地段，而林草地则在海拔200～1 000 m和坡度5°～35°地段更占优势，分布相对均匀；（3）各类旅游用地与海拔和坡度具有更高的相关性，其拟合系数在0.6以上，坡向与旅游用地的相关性较低，拟合系数仅为0.06。城市旅游用地结构是城市旅游发展中各类用地在资源、区位以及市场影响下的结果，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重要体现。城市旅游用地结构特征指示了城市发展规模、环境容量以及发展路径等，对于城市旅游的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规划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构建了经济最大化和生态效益最大化2个目标，并运用基于模糊集理论的最大（小）算子法求得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土地利用模糊最优规划方案。随后重点探讨了不同决策偏好情景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方案和综合效益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对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偏好程度不同，主要会导致林地、城镇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发生变化；（2）随着决策者对生态效益偏好程度的增加，城镇建设用地面积逐渐减少，林地和水域面积逐渐增加；（3）当经济效益比生态效益重要时，最优的用地规划方案主要是在城镇用地和水域面积之间进行权衡；当生态效益比经济效益重要时，最优的用地规划方案主要是在林地和城镇建设用地之间进行权衡。研究结果对湘江新区进行“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多目标土地利用规划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