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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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G20国家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评价与研究

文嫮 , 徐亚男

2015, 34(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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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衡量人才、技术、宽容、政府政策及基础设施4个因素的指标体系，分析其对G20国家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① 4个因素综合排名前3位的国家是美国、德国、加拿大。其中，人才发展方面，美国、韩国、澳大利亚优势明显；技术方面，韩国、日本、德国得分居高；宽容方面，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盟位列前3位；政府政策及基础设施方面，德国、日本、美国居于前列。② 4个因素对G20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技术和人才因素对创意产业发展影响最大；③ Florida的3T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忽视了政府政策及基础设施条件对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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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高月华 , 韦素琼 , 陈松林

2015, 34(1):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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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投资可促进大陆产业升级和两岸关系稳定。基于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制造业直接投资数据，将大陆台资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其时空扩散特征，并用灰色关联方法探讨台资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的影响要素。结果表明： ① 大陆台资制造业行业结构有明显的阶段变化，与岛内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② 大陆台资制造业空间分布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在集聚主导下呈现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扩散态势，并由南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格局发展为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双集聚中心，最后演化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单集聚中心； ③ 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南部沿海地区的三类产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高度集聚区，中西部则主要吸引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④ 不同阶段影响台商对大陆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的主导因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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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贾兴梅, 刘俊杰

2015, 34(1):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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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西部地区划分为东北、中部、西北、西南4个区域，采用1995—2013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各区域在承接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选取的影响因素包括资本存量、经济规模、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和路径效应。结果发现：4个区域的路径效应、资本存量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源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东北、西北地区不显著；劳动力成本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对东北地区不显著；除中部地区外，经济规模与产业转移承接地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中西部区域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在促进产业转移进程中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根据不同影响要素制定宏观政策与微观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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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范辉, 刘卫东, 张恒义

2015, 34(1):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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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索了浙江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之间协调发展状态的时空演变，并分别分析了四者在“四化”协调发展中的功能大小与方向。结果表明：（1）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浙东北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高于浙西南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与区域的地势地貌、工农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有关。（2）浙江省“四化”水平均逐渐提高，在研究前期四者发展缓慢，研究后期均发展迅速。“四化”之中的两两相对发展度没有固定的模式，与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基础、主导产业和城市功能等因素有关。（3）定量分析表明，浙江省“四化”协调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最大，城镇化作用次之，工业化的作用非常微弱，而信息化则没有发挥作用。（4）浙江省在“四化”协调发展中要重视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挖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促进作用，理顺信息化与其他三者的关系。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四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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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区域发展战略与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关系剖析——兼议山东省城镇空间结构

于兰军

2015, 34(1): 26-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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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发展战略和城镇空间结构规划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入手，剖析两者的关系及主要差异，分析了山东省区域发展战略和城镇空间结构。结果表明：区域发展战略在空间上表现为政策区概念，面向封闭的均质区域，区内具有普适性，其实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过程，不同发展战略在空间上不具有排他性；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则表现为开放性特征，以“点、线、网络”等结构化语言为基本要素，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更多地体现了发展的规律性，且同一尺度的不同城镇群体在空间上一般不应交叉。当前山东省城镇空间结构表述中存在过于依赖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叠过多的问题，并对省域城镇空间结构进一步发育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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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李秋颖, 方创琳, 王少剑, 王洋

2015, 34(1):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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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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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特征与开发战略区划

陆春锋, 周生路, 王炳君, 周兵兵, 李淦, 毛泾桥

2015, 34(1): 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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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纳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特征和现行主要开发战略区划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较大面积国土空间的发展滞后与赣北极少数县区的快速发展形成对比鲜明的空间格局；但前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县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被低估，而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则可能被高估；交通区位和地形影响是导致江西省现状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② 当前全省县域经济进入集聚发展模式，区域层面上出现了呈团块状分布、以市辖区及郊区县为主的增长极型县区，包括南昌市和新余市全域以及九江市部分县区。③ 现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和南昌核心增长极以及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和原赣南中央苏区振兴计划4个开发战略区可“培强扶弱”，而九江沿江开放开发、赣东北开放合作和吉泰走廊3个战略区在政策设计上需进一步结合区内各县的差别化“县情”。④ 将地理学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可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政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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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的内陆型区域物流空间联系研究——以浙江金衢丽地区为例

朱慧, 周根贵

2015, 34(1):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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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中南内陆金衢丽地区为例，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各县（市）的物流联系强度，结合中心职能指数、物流联系隶属度和最大引力线来确定物流中心城市及物流联系方向，并利用断裂点公式分析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物流空间辐射效应。结果表明：区域内各县（市）物流空间联系分布不均衡；浙中城市群物流联系最密集；兰溪市与金华市区，浦江县、东阳市与义乌市的物流联系紧密；义乌市、金华市区两大一级物流节点的中心地位突出；衢州市区、永康市、丽水市区作为二级物流节点，对周边相邻县（市）产生局部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发展内陆型物流的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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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

杜龙政, 常茗

2015, 34(1):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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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5—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4个市级区域面板数据，对城市群产业结构和区位竞争力进行了跨区域比较研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十大城市群分为受竞争力限制地区、推动作用不明显地区和受竞争力显著推动地区三类，并从经济发展水平、三次产业具体偏离情况和产业变化情况等方面对三类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优劣势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区域产业结构优劣和竞争力强弱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相关，三类地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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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

贾晓朋, 孟斌, 张媛媛

2015, 34(1): 55-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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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交通拥堵、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过度通勤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勤行为研究对理解城市结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市政策性住房、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四类居住区居民为对象，通过2012年城市居民职住分离抽样调查问卷获取了不同社区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通勤行为及居住满意度等基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解社会极化加剧背景下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差异，丰富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结果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四类社区中政策性住房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0.4 min（标准差24.7 min），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短为33.6 min（标准差20.3 min）；不同社区居民的通勤工具选择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是通勤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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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解读权力变迁下的新城空间生产——以南京市为例

包蓉, 罗小龙, 吉玫成, 邬登悦

2015, 34(1): 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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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城在中国城市大量涌现。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下，以南京市为例，研究权力变迁与新城空间生产的关系。政府权力的变迁影响了新城空间生产的重点、方向和时序，也因此带来了新城空间的无序拓展。此外，历届政府在空间生产的手段和类型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受当时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地方行政长官偏好的影响。同时，在新城空间生产的不同时期，空间生产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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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2004—2013年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强度时空演变

尹娟, 董少华, 陈红

2015, 34(1):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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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力模型、城市流模型、交通可达性模型、信息通达性模型为基础构建城市群空间联系强度综合评价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4—2013年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 ① 滇中城市群城市空间联系强度逐渐增加，区域差异明显，联系强度总体偏低； ② 城市群空间联系方向以昆明为中心呈圈层式向外辐射及沿南部、东北交通干线呈轴线式空间拓展，西北部空间联系强度最弱； 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对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影响较大，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及交通道路网完善，可以实现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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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基于情景分析法的南京市低碳城市建设研究

李长顺, 唐德才, 王云

2015, 34(1): 71-7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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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碳排放与城市化过程相交织，城市作为工业、建筑、交通的载体，也是高能耗、高碳排放的主要源头，需要改变传统城市发展的模式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对南京市的建筑、交通、工业3个方面CO2排放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在建筑方面，主要以民用建筑的电耗和热耗来计算南京建筑的碳排放总量。在交通方面，主要根据对交通碳排放有主要影响作用的因素，借助低碳城市模型，运用能源折算法计算交通碳排放总量。在工业方面，仍然采用能源折算法，运用低碳工业模型，计算南京工业碳排放总量。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未来碳排放目标，提出南京建设低碳城市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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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差异及旅游发展转型

刘社军, 吴必虎

2015, 34(1):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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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的载体，是一个地区、民族乃至国家的无形财产，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保护和传承也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在阅读相关文献基础上，运用类比法和举证法，从生物遗传学视角出发，从历史沉淀和地理变迁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基因差异进行了分析，并从具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及性状表达差异。同时，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困惑的基础上，探讨通过旅游开发将无形遗产有形化、大众化，优化文化基因赖以生存的遗传基质的可行性，从而探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双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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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

旅游地网络口碑再传播影响因素

马明

2015, 34(1):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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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旅游网络口碑的扩散现象、掌握网络环境下旅游口碑的再传播规律是旅游地及相关企业实现病毒式网络营销的关键。通过对收集到的982份有效问卷进行因子分析以归纳旅游地网络口碑再传播的因子，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法探讨影响旅游地网络口碑人际再传播和群体再传播的具体因素。结果表明：对人际再传播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口碑趣味性、网站可信度、关系强度以及再传播者的帮助他人动机和知识自我效能动机；对群体再传播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关系强度以及再传播者的帮助他人动机、帮助网站动机、自我提升动机和知识自我效能动机。最后提出针对性的旅游地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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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浙江省入境旅游区域差异与竞争态势

庄汝龙, 叶持跃, 马仁锋, 宓科娜

2015, 34(1): 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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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入境旅游，其发展水平表征区域经济外向竞争力。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态势较好，但地域差异显著。运用区域差异相关测度方法研究2000—2012年浙江省11个地市入境旅游发展地带内、地带间差异与总差异演变，并尝试用波士顿矩阵测度入境旅游竞争态势。结果表明： ① 浙江省入境旅游相对差异不断缩小，绝对差异不断扩大； ② 伴随浙东北内部差异的不断减小，浙西南逐渐成为浙江省入境旅游总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③ 浙江省入境旅游空间格局呈“双核模式”向“多核模式”演变； ④ 浙江省市际入境旅游竞争力明星类、金牛类较少，入境旅游发展整体水平亟待区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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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江苏省旅游经济重心演进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李如友, 黄常州

2015, 34(1): 93-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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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重心模型，定量分析了2001—2012年江苏省旅游经济时空格局的演进过程。江苏省旅游外汇收入重心持续北上，国内旅游收入重心则先南下、后北上，旅游总收入重心的演化路径与国内旅游收入较为相似；江苏省旅游外汇收入重心、国内旅游收入重心和旅游总收入重心都明显偏离几何中心，但呈缓慢趋同态势；旅游外汇收入重心与入境旅游客流重心、国内旅游收入重心与国内旅游客流重心、旅游总收入重心与旅游客流总量重心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离特征。从资源开发、政策支持、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和事件影响等方面深入剖析了江苏省旅游经济重心移动的驱动机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旅游经济重心移动的关键驱动因素，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是旅游经济重心移动的直接驱动因素，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变化促进旅游经济重心的移动，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成为旅游经济重心移动的助推剂，重大事件驱动旅游经济重心变化趋势发生短暂性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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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研究

从旅游业角度看海南“候鸟式”养老的发展

黎莉, 王珏, 陈棠

2015, 34(1):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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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到海南过冬的“候鸟老人”急剧增多，影响广泛，引发了各种争议与担忧，甚至抱怨海南国际旅游岛终将沦落为国内养老岛。从旅游业角度来看，海南发展“候鸟式”养老利弊兼具，机遇与挑战并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趋利避害、把握机遇、积极应对，要树立“大旅游”理念，融合发展相关产业，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经营性旅游房地产，借鉴佛罗里达经验等，引导海南“候鸟式”养老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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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研究

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何慧爽

2015, 34(1):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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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中国为实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小康社会目标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模型以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以SO₂排放量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为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是有差异的。因此，应采取形式多样和有地区差异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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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研究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城市工业经济脱钩问题研究——以天津市2001—2012年面板数据为例

李虹, 黄丹林, 理明佳

2015, 34(1): 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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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下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社会经济系统在物质增长的同时，环境和资源日益改善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需求。当前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状况呈现耦合关系，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目标。结合天津市工业系统物质流指标，分析其当前经济耦合程度，采用物质流输入输出指标进行脱钩分析，并对主要指标的组成部分分别赋予权重，基于指数时间序列的指标组成部分进行脱钩分析。结果表明，实现工业经济脱钩的关键在于从化石能源开采、金属矿产使用等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达到工业系统的碳排放、废弃物及水体污染减排目标，以实现工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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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研究

河南省能源足迹与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贾首杰, 陈英, 张仁陟, 裴婷婷

2015, 34(1): 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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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足迹方法计算河南省1991—2012年能源足迹，选取修正后的人均GDP、建成区面积和能源足迹作为分析指标，利用脱钩分析法对河南省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能源足迹和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河南省1991—2012年能源足迹和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总体经历了弱脱钩、扩张连接、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弱强脱钩的过程，呈现由畸形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的变化趋势，说明河南省在近年发展中逐渐摆脱以牺牲生态环境和建设用地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虽然正逐渐和资源投入脱钩，但是当前依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资源短缺和人地矛盾加剧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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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研究

陕西省能源供给与经济及生态环境协调性分析

沈明, 沈镭, 张超, 刘立涛, 钟帅

2015, 34(1): 123-12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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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能源供应的战略基地和大西北生态脆弱区，陕西省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能力关乎国家能源和生态安全，探究陕西省能源供给与经济及生态环境发展（3E）的协调性及关联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能源供给为切入点对陕西省3E现状进行定性分析，推断能源供给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支撑作用。选取25个指标构建3E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等方法对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之间协调性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陕西省能源供给、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间具有较高的协调性；（2）陕西省能源供给、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关系波动大；（3）能源供给、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度对能源供给变化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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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研究

基于农业地质调查成果的开封市土壤质量综合评价

李玲, 张云霞, 盛奇, 付巧玲, 杜丽伟

2015, 34(1): 12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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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壤质量的内涵出发，选取农业地质调查中土壤环境质量、肥力与健康质量的土壤地球化学指标，采用内梅罗指数、加权指数和模型及综合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开封市的土壤质量进行评价。开封市土壤质量由高至低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土壤环境质量1级到5级的面积比例分别为99.13%，0.39%，0.37%，0.05%，0.05%，仅极少量的城市郊区土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污染；土壤肥力与健康质量1级到5级面积比例分别为0.35%，26.65%，46.27%，17.20%，9.53%；土壤综合质量1级到5级的面积比例依次为0.04%，26.50%，46.47%，17.34%，9.65%。本研究拓展了农业地质调查成果的应用范围，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减少了单项指标评价的单一性，提高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应用叠加法直观地显示出单项质量评价结果与综合评价结果存在的差异，为评价成果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综合评价结果对农业生产布局、粮食安全和绿色产能评价等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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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研究

河南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格局演化

潘少奇, 李亚婷, 苗长虹

2015, 34(1):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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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均粮食占有量为研究指标，以河南省12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通过空间自相关、重心移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1990—2012年河南省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豫北中部、驻马店与信阳交汇处的东部地区形成人均粮食占有量高的集聚区域，豫西、豫西南山区形成人均粮食占有量低的集聚区域，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势不断加强；河南省粮食生产呈现不均衡分布，人均粮食占有量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最后，通过空间计量经济模型SLM和SEM分析，结果得出，人均粮食生产空间格局与人均耕地面积、种植结构、历史发展基础呈显著正相关，与经济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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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研究

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研究

胡鑫, 谭雪兰, 朱红梅, 包春红

2015, 34(1): 13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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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2013年长沙市的遥感影像数据，借助于空间插值、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空间变差函数等数学模型，对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在空间分布上，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呈现“西密东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随机独立性及空间分异性特征，并且出现高值聚簇区，主要分布在以浏阳市西北部的焦溪乡、淳口镇、北盛镇、山田乡等地为中心的周边区域；在形态分布上，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形态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其形态分布的均质程度不高，呈现以中间区域为顶点向周边方向倾斜的结构，空间结构性差异显著，总体上呈随机独立分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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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研究

农村居民空间行为模式转换研究——以武汉市新洲区3个样本村为例

冯娟, 乔花芳

2015, 34(1): 1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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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村居民就业与居住空间行为的主要特征，可将其空间行为模式归纳为3种基本类型：村域就业－居住模式、城镇就业－居住模式和迁移模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2007和2012年武汉市新洲区3个样本村进行实证调研，研究结果显示：① 该区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区域外转出明显；② 该区域半城市化特征明显，样本村2007年处于城镇就业－居住模式和迁移模式的就业人口占总样本数的比重为39%，2012年则上升为65.3%；③ 该区域的小城镇对于当地农村居民的吸引力较弱，在农村居民从村域就业－居住模式向迁移模式转换的过程中会出现土地撂荒现象。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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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研究

农村居民点动态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

赵冰雪, 夏敏, 符海月

2015, 34(1): 150-15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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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宜兴市为研究区，在GIS和RS技术的支撑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变化和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对引起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呈下降趋势，变化速度逐年减慢，主要新增来源是农用地，主要转移去向是城镇建设用地；② 在地形平坦、距离水源和农用地较近的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密集；③ 经济发展、人口减少、交通改善和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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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基于岭回归与灰色耦合模型的建设用地规模预测——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

余长坤, 宋文博, 吴次芳, 范慧萍

2015, 34(1): 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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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准确预测，能为土地利用管制提供合理的决策依据。以焦作市2002—2010年建设用地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运用岭回归分析对建设用地规模预测方程进行参数校正，并结合GM(1,1)模型对相应驱动因子2011—2015年的数值预测，得出“十二五”末的焦作市建设用地规模。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是影响焦作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焦作市建设用地规模在短期内将保持稳定增长，到“十二五”末的建设用地规模为923.06 km2。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结合研究结论和焦作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焦作市建设用地管理提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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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研究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

朱泰峰, 张凤荣, 李灿, 汪露

2015, 34(1): 16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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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内涵，从投入强度、使用强度、经济效益以及布局效应4个方面选取18个单项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存在区域差异性的前提下，采用层次分析法、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多因素综合法分析评价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区位因素以及规划战略定位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投入强度的最重要因素，投入强度大的乡镇中企业用地、基础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偏高；邻近镇中心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使用强度大，使用强度最大的乡镇为研究区土地利用战略规划的次中心；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更明显。在布局效应方面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性指标差异最显著，近市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没有与城市发展融为一体。在综合集约利用方面，门头沟区137个农村居民点中非集约、低度集约、中度集约和高度集约的农村居民点的比例分别为18.25%，27.01%，28.47%，26.28%，集约利用评价平均分值分别为45.09，51.70，58.07，65.03。区位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关键因素，在空间分布上，邻近新城和各镇中心区的农村居民点在投入强度、使用强度和经济效益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集约性，而布局效应不具有类似分布规律。城乡一体化并非城乡一样化，农村居民点用地实现集约利用具有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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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研究

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

秦志琴

2015, 34(1): 16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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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10年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山西省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明显地域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其中，晋中地区迁移人口集聚趋势最为显著，晋北地区集聚由强变弱，晋西地区集聚逐步增强，晋南地区变化较稳定。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分析山西省迁移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经济因素，认为经济总量的增加与迁移人口规模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煤炭销售量与迁移人口规模关系不明显；三次产业产值与迁移人口就业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且省会太原市第三产业对迁移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县（县级市）第二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大，而地级市三次产业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不明显；公路网密度和等级与迁移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尤其是高速公路密度对迁移人口集聚规模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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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研究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

闫丽洁, 石忆邵, 杨瑞霞, 鲁鹏

2015, 34(1): 17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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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为研究对象，以GIS技术为支撑，考虑聚落间的空间关系及地形与水系对聚落群的影响，改进K-medoids方法，利用聚落的加权距离代替欧氏距离，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划分为三大聚落群。伊河、洛河、涧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龙山时期古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从龙山到夏商时期，有可能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逐渐走向衰退。沙河、汝河流域聚落群4个时期的聚落数量均较少，说明不太适合古人类居住。贾鲁河、双洎河、颍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夏商时期，聚落数量不断增加，说明该地区古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通过聚落群划分研究，揭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更深入地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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